论刑事诉讼改革与新技术革命背景下的法官辅助人制度

刑事诉讼改革和新技术革命要求建立法官辅助人制度。法官辅助人是受审判人员委托,协助审判人员判断双方专家证言或者鉴定结论的具有专门知识的人员。法官辅助人的结论不是刑事诉讼证据,帮助审判人员对有争议的专家证言或者鉴定结论形成确定性结论。为了防范法官辅助人制度的异化,应对法官辅助人的资格和选任进行规制,并建立与法官辅助人制度相平衡的专家证人制度,防止法官辅助人制度的滥用。     

从责任的悬搁到责任的显身——西方责任观念叙事

文艺复兴以前,立基于人的社会性或社会中的人,西方建构了以责任为中心的治理体系。但是,随着资产阶级的发展和新教的传播,自然权利学说建构了以权利为中心的法治体系,并成为西方社会生活的合法性根基。当西方遭遇现代性危机,社群主义在反思个人主义的权利体系时表达了提升个人与社会责任的强烈诉求。追问西方责任观念演变的历史境遇和甄别西方责任观的内涵及其实现路径就具有重要意义。     

社会管理创新领域的公共责任及其法治化

公共责任是社会主体间共享共生的基础条件,是弥合复杂化社会结构性紧张的共轭装置。传统社会管理所确立的集体责任已出现边际效应,个体责任正在形成之中,作为社会和谐基础条件的公共责任,尚处于经验和知识的试验性竞争阶段。社会管理创新的关键,是培育公共责任,并按法治化要求,在社会多元主体间分配公共责任。     

善与正义的现身

在追求善的生活过程中,为了避免直接民主引发的＂多数暴政＂和僭主政治对直接民主的恶意利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提炼出了善与正义之关系的理论。柏拉图侧重于通过正义的哲学王或法律使善的理念现身,亚里士多德侧重于通过具体的公正谱系使正义现身。善与正义的关系本无优先性之分,但由于罗尔斯重述＂正义优先于善＂的论断,在反驳罗尔斯论断的过程中,社群主义重述＂善优先于正义＂的论断,使得善与正义的优先性之争成为西方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争论的焦点。     

论法治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价值

和谐社会与现代法治的精神都体现了人本主义的基本理念,两者从不同的方面体现保障人权、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基本价值。和谐社会必须借助于现代法治才能实现,现代法治能为和谐社会提供基本理念、价值体系和规范体系。只有法治的社会才可能是和谐的,和谐社会是法治社会,法治是和谐社会的必要条件。     

论民主制行政法治范式

现代宪政对行政法治的制度安排所采用的是官僚制行政范式.在现代社会日益复杂化、高风险的情势下,官僚制行政法治范式表现出深嵌其结构中的内在局限性,其根本缺陷是其在执法过程中有背离执法为民的可能性.民主制行政法治范式以其对现实的有效回应能力和执法为民的价值观契合以人为本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     

公法理论中的三种功能主义范式

自文艺复兴以来,公法理论研究中出现了马基雅维里与霍布斯的功能主义公法范式.洛克在创建规范主义的公法中充分吸收了功能主义思想,形成了规范主义制导下的功能主义范式,并被近、现代公法所接受,但长期没有被公法理论系统阐释.直到20世纪初,功能主义范式才被系统阐释,并在二战后形成一股强劲的公法学思潮,主张对现实生活的有效性.社会主义国家的公法具有显著的功能主义特质.因此,公法理论中的三种功能主义范式及其演变,对解释我国的法治道路具有不同程度的有效性,也能为我国的法治建设提供借鉴.     

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内在机制——以宪政为视角

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三者有机统一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也是对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基本规律的科学总结.在理论上揭示三者有机统一的内在机制、在实践中保障三者的有机统一,有助于更好地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法治.从宪政的角度分析三者有机统一的内在机制,可以把握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关键.     

论公务员的忠实义务

公务员制度是近代国家建立以后所确立的重要公法制度。现代国家的二律背反是在公共管理是必要物的同时,公共管理人员又可能成为实现国家目标的障碍。因此,对公共管理人员进行严格的管理,赋予公共管理人员以更多的法定义务是实现国家目标的关键。在国家以法定方式赋予公共管理人员的各种法定义务中,忠实义务是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义务。忠实义务是公务员精神的核心,是公务员义务中最为本源的原生性义务,其他义务均由忠实义务派生。本文将从公务员忠实义务的法理根据,我国《公务员法》对公务员忠实义务的要求,公务员忠实义务与公务员精神培养三个方面对此展开学理、实证、构建三个层次的论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