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与法治:相辅而相成——与潘维先生商榷

毋庸讳言 ,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已经成为当务之急 ,而且一般公认的改革方向是建立一个“高度民主、高度法治”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１］。但是在《法治与未来中国政体》 (《战略与管理》 ,１９９９年第５期)、《民主迷信与咨询型法治政体》(《中国社会科学季刊》 ,２０００年秋季号 )、《民主与民主的神话》(《天涯》 ,２００１年第１期 )等一系列文章中 ,潘维指出 :政治改革的导向存在民主化和法治化两种选择 ,二者不可能同时兼得。根据中国的国情 ,也参照新加坡、香港“有法治缺民主”的成功经验和俄罗斯等国“有民主缺法治”的惨痛教训 …     

台湾基层选举中的"黑金政治"

"黑金政治"是"台湾式民主"发展过程中的痼疾。国民党时间纵容"黑金政治",把政权丢了。民进党以"反黑金"面貌上台,但在短期内又同"黑金"扯上关系。     

你很优秀就是我们想要的人——《30分钟决定你的职业——进入世界一流公司的面试经》作者张锐访谈录

北京出版社刚刚推出的<30分钟决定你的职业--进入世界一流公司的面试经>一书,在正与形形色色的面试官“斗智斗勇“的毕业生中间引起了强烈反响.该书的作者张锐去年一口气拿到了来自摩根士丹利、麦肯锡和宝洁等三家公司的offer--也就是说,世界上最著名的投资银行、咨询公司和跨国生产型企业都愿意录用他,实在可以说是一桩了不起的战绩.……     

唐代中后期“准均势体系”中的唐与回纥

唐代中后期。随着中央王朝的衰落，一个由唐中央政府、河北军阀割据集团、吐蕃、南诏及回纥等五大政治军事力量构成的“准均势体系”逐渐形成。面对回纥的威逼，唐政府采取了以羁縻和笼络为主的隐忍和平政策，而事实证明，这样一种政策是比较成功的，究其原因，即在于“准均势体系”中的力量对比情况和敌友关系变迁。换言之，唐和回纥之间没有爆发大规模的战争，不仅仅是因为双方的利害关系，更应从“体系”的层面找到根据。从这个视角来理解唐代的边疆问题，也正为陈寅恪先生(1890-1969)关于“外族盛衰连环性”的名论断提供了新的佐证。     

正义与国际正义——在国际政治领域构建正义原则

国际正义是罗尔斯晚年所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随着国际政治的发展,国家之间的相互依赖越来越强,而具有普适性的"底线伦理"以及日益确立的共同价值理念,也为"国际社会"的发育成熟提供了条件,使得我们有可能将罗尔斯的正义原则推演开来,构建起国际正义的原则。     

全球化进程中的边缘国家——对相关理论的评述：以斯威齐和巴兰的学说为中心

以斯威齐和保罗@巴兰为代表的激进依附论者,继承并且发扬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精神,并且通过视角的转换,在对全球化--也就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形成过程中边缘国家"不发达"问题的研究中取得了比较重要的成果.我们应该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方法来分析他们的学说,同时也加深我们对全球化现象的理解.     

解析"反中国情结"--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

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的冲突,产生了知识分子的所谓"反中国情结".这种"情结"可以解析为"传统与近代"个人与群体"有道与无道"三对矛盾,又可以从"面向未来的民族主义"与"回向传统的民族主义"、政治民族主义与文化民族主义之间的关系中找到原因.     

承载历史的新中国高校建筑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快速发展。创立于晚清和民国时期的部分高校,经过院系调整得到了新的重大发展,原有的校园规模大大扩张,旧的建筑焕发出新的活力,新的建筑又很好地融入进来,新与旧交相辉映、相得益彰。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创办了以北京“八大学院”为代表的一大批新的高校,以崭新的校园、崭新的建筑,体现了新中国的“开国气象”。     

北大“学生外交”精彩纷呈

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将大学推到了社会活动的重要位置,大学已不再是单一的发现和传播知识的机构,更肩负着社会服务的职责。在外交活动中,大学的作用尤其不容小觑。作为一所有着崇高国际地位的学府,北京大学已经成为中国对外交流事业的一个重要阵地。北大校园生活丰富多彩,学生社团更是相当活跃。目前登记在册的学生社团已达130家,号称“百团大战”,而且形成了特色鲜明的社团文化。北大学生有着很好的国际视野,他们放眼世界,凭着自己出众的能力,打开与外界沟通的桥梁。因此,越来越多与对外交流相关的社团建立起来,其     

民主与法治：相辅而相成——兼与潘维先生商榷

毋庸讳言,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已经成为当务之急,而且一般公认的改革方向是建立一个“高度民主、高度法治”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但是在《法治与未来中国政体》(《战略与管理》,1999年第5期)、《民主迷信与咨询型法治政体》(《中国社会科学季刊》,2000年秋季号)、《民主与民主的神话》(《天涯》,2001年第1期)等一系列文章中,潘维指出：政治改革的导向存在民主化和法治化两种选择,二者不可能同时兼得。根据中国的国情,也参照新加坡、香港“有法治缺民主”的成功经验和俄罗斯等国“有民主缺法治”的惨痛教训,我们应该选择以“咨询型法治”为方向的政改方案,而且只要“建立了法治的国家体制,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就顺利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