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工业化促进了服务业效率提升吗

世界产业发展史表明,当一国进人工业化中后期,随着生产效率大幅提升,其产业结构演变亦呈现出明显的去工业化特征.以工业化国家为参照,现阶段我国人均收入远未达到工业化国家去工业化时的水平,此时收缩工业产出和就业规模,可视为一种被动去工业化,客观上不利于服务业效率的提升.本文利用2005-2014年我国制造业和服务业数据估计了去工业化对服务业效率的影响.在控制住市场结构和所有制结构等因素的影响后,研究结果显示:①去工业化与服务业效率之间呈现负相关关系;②去工业化通过提高劳动力成本对传统服务业效率产生负效应;③去工业化通过削弱制造业对服务业的有效需求从而不利于生产性服务业效率的提升.     

理解现实中的大企业

要正确回答诸如“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大企业 ,如何发展中国的大企业”等现实而又紧迫的问题 ,就必须认清大企业的本质。如果试图将西方的大企业作为参照物 ,来发展中国的大企业 ,则需要特别注意二者赖以生存的制度环境上的差异性。唯有如此 ,才有可能使我们心目中的大企业更贴近现实中的大企业。政府角色的重新定位 ,对未来中国大企业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     

数字化赋能产业转型升级：机遇、挑战与实现路径

产业数字化转型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新型工业化”。在数字化与智能化的时代浪潮下,新型工业化要求加快促进数字技术与实体产业的深度融合。近年来,中国数字技术、数字基建以及智能设备产业蓬勃发展,以前沿技术和颠覆性技术为主攻方向的新兴科技企业不断涌现,加力赋能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然而,当前中国数实融合不充分,数据要素与数字技术的价值尚未得到充分释放,导致中国产业数字化转型升级的内生动力不足。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充分释放数字技术对产业转型升级的赋能作用是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首要目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下的产业数字化转型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是统筹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与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的全域数字化转型。数字化如何全力精准赋能中国产业转型升级,数字化赋能中国产业转型升级面临哪些现实挑战和历史机遇,如何应对挑战、抓住机遇大力推动中国产业转型升级,这是当前面临的时代命题。本研究对数字化赋能中国产业转型升级的机遇、挑战与实现路径进行全面的理论分析和实践探讨,着眼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实际问题...     

现代公司治理结构：经济效率与制度适应的统一

早在十多年前 ① ,我国经济理论界就已将公司治理结构的概念框架引入到对国有企业改革的理论分析之中。时至今日 ,已有越来越多的经验证据表明 ,这种努力的成效并不明显。笔者认为 ,之所以会陷入目前的困境 ,主要在于没能从根本上搞清楚究竟是什么思想认识逻辑在支配着构建中国国有 (大型 )企业公司治理结构的实践。因此 ,有必要对“美国的经验、中国的实践”式的观点进行深刻反思。坚持“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原则 ,力求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上准确把握现代公司治理结构的本质 (内涵 ) ,对实现国有企业公司治理结构创新 ,加快国有企业改革…     

所有制结构、市场化水平与产业政策分散性

产业政策分散性描述了产业政策的实施方式，如果一项产业政策使部门中的多数企业受益，则认为该产业政策具有较强的分散性。产业政策分散性的增强促进了企业之间竞争程度的提高，有助于提升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以1998—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的数据为样本，运用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和工具变量方法，从经验层面检验了所有制结构对产业政策分散性的影响，以及不同市场化水平下，所有制结构对产业政策分散性影响的差异。研究发现:国有资本占比的提高，通过“身份效应”和“寻租效应”降低了产业政策分散性。给定产业的所有制结构，市场化改革有助于降低国有资本占比对产业政策分散性的负面效应。     

市场化程度、地方保护主义与R&D的溢出效应——来自中国工业的经验证据

在经济转型国家,工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不仅取决于一国(地区)的R&D投入,同时在很大程度上受到R&D溢出水平的影响。本文利用2000~2011年间中国内地全部工业行业的相关数据,通过距离代替贸易衡量国内地区间溢出的相对重要性,将"R&D溢出具有距离衰减性"作为既定前提条件,估计了市场化程度和地方保护主义对中国工业R&D溢出水平的影响。在控制了溢出接受地自身R&D投入水平、国际R&D溢出水平等因素的影响后,本文发现:(1)市场化改革提高了R&D溢出对中国工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效应,特别是在来源地市场化程度较低时,溢出接受地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对R&D溢出的促进作用尤为明显;(2)地方保护主义对R&D溢出有显著的负效应,R&D溢出越大,地方保护主义带来的负效应也越大。当考虑了距离对溢出的不同影响后,本文的基本结论仍然成立,表明回归结果是稳健的。本文具有深刻的政策含义:提高R&D的溢出水平,除需保证必要R&D投入外,更大程度上取决于推进市场化转型与消除地方保护壁垒,让市场在配置资源中起决定性作用。     

西部发展中的政府意志与市场制度变迁

一．引言中国西部的特殊性在于,所处（政治、经济、社会及生态）环境的脆弱性决定了其自主选择空间范围的有限性。有关西部经济发展的理论研究,需要将发展战略选择放到经济结构转换与制度变迁的动态关系中去分析。因为不涉及制度就无法解释经济增长率之间长期存在的差异。在本文的分析框架中,包含着几个基本的立论假说。首先,至少在可预见的将来,中央政府的国家意志将是决定西部经济发展的因素之一。在西部的发展问题上,中央政府认为什么是最重要的,试图达到什么目标,应该是认识西部经济发展过程的基本逻辑起点。其次,现代经济发展…     

理解现实的大企业

要正确回答诸如"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大企业,如何发展中国的大企业"等现实而又紧迫的问题,就必须认清大企业的本质.如果试图将西方的大企业作为参照物,来发展中国的大企业,则需要特别注意二者在赖以生存的制度环境上的差异性.唯有如此,才有可能使大家心目中的大企业更贴近现实中的大企业.政府角色的重新定位,对未来中国大企业的发展至关重要的.从面向21世纪经济竞争的角度看,我们确有必要对以往发展大企业的基本思路进行深刻的检讨.     

社会保障、企业家精神与内生经济增长

创新型经济的本质要求在于有效激发全体社会成员的企业家精神。本文构建了一个内生经济增长的理论框架，引入社会成员的理性职业选择过程，刻画了社会保障对于激发企业家精神和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作用机制，并利用省际面板数据，采用空间计量分析技术检验了社会保障的创新效应、创业效应和增长效应。本文发现：①社会保障水平的提高能够激发企业家精神，与TFP之间则呈现U型关系，目前社会保障水平已超过U型曲线的拐点，对TFP表现为正向作用；②当人力资本和市场化水平提高时，社会保障的积极影响将得到进一步增强。本文的政策含义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一个重要内容是保持合理的社会保障水平，从而有效激发全体社会成员的企业家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