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西部民族地区可持续发展问题研究

本文从系统论的角度探讨了我国西部少数民族聚居区的人口—经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问题。指出：西部民族聚居区虽然幅员辽阔，资源丰富，但由于受到资源（生态环境、人口与劳动力素质）、传统产业结构和旧的经济发展模式等三大限制，故区域发展中普遍存在人口、经济、生态环境三个子系统的恶性循环。因此民族地区只有选择可持续发展模式才能实现经济社会—生态环境协调发展。为此提出：以人为中心的持续发展、发展的经济社会—生态环境综合效益、因地制宜等三个基本原则，并建议在实施民族地区可持续发展战略中首先注意突破两个具有可操作性的关键环节，即搞好以产业生态化为目标的区域产业结构调整，确定教育的“超级产业”地位以便尽快培养出适应区域可持续发展要求的高素质人口与劳动力。     

西藏人口转变中的“人口红利”问题探讨——从人口发展态势看西藏的机遇与挑战（下）

文章以第四、五次人口普查资料为依据,对未来30年西藏自治区的人口规模和结构的变动作了预测。基于预测数据的分析显示,近年来随着妇女总和生育率的下降,西藏正处在人口快速转变之中。本研究表明,2010～2030年间西藏将会出现劳动力适龄人口比例最大、社会总负担比最轻的“人口红利”期。为此,西藏需以新的改革、发展思路迅速提高人口,特别是农牧区人口的教育文化素质,从而促进人口向人力资源的转化。文章针对西藏当前教育性人力资源开发中的主要问题提出的对策建议是：(1)通过人口的适度集中,提高西藏教育资源的利用效率；(2)面对未来25年人口规模和结构变动,对西藏各地区的小学、初中、高中、大学的学校布局、经费投入、师资力量、教学设备等资源配置作相应的调整以提高教育性人力资本的投资效益。     

推进新型城镇化中的人口城镇化问题研究——以成都市为例

＂坚持走以人为核心的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近年来成都的实践证明,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是新型城镇化进程中人口问题的核心,也是提升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质量的关键。     

不充分就业及其社会影响——成都平原及周边地区农村劳动力利用研究

本文以农村劳动力年均有效工时作为考察劳动力利用程度的基本计量单位，根据抽样调查数据，对成都平原及周边地区农村劳动力不充分就业的状况及其对农民家庭收入，劳动力的社会流动，劳动力个人的社会地位，婚姻、家庭关系，社区刑事犯罪状况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并检验了文化程度、性别与劳动力不充分就业的关系。分析结果表明：被调查区域农村社区存在着劳动力不充分就业的现象，这种现象在平原、丘陵、山区具有明显的差异；劳动力不充分就业程度与其文化程度、家庭收入呈负相关；不充分就业是导致农村劳动力外流的经济驱动力；劳动力的就业程度与其家庭、婚姻关系稳定与否无关，对农村社区的刑事犯罪亦无显著的影响     

关于可持续发展的“三种生产”理论与深化计划生育“三结合”的思考

本文认为，人、物质、环境的生产和再生产及其相互间协调运行的原理是可持续发展理论在生产层次上的具体化。“三种生产”理论是在新形势下对“两种生产”理论的补充和发展，它不仅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而且对当前“三结合”实践具有指导意义。作者还就如何以“三种生产”理论为指导，深化“三结合”工作提出了具体建议。     

我国藏族人口的变动——主要藏族自治地区人口民族构成研究

本文依据1964年以来的三次人口普查及各省区的户口统计资料,对西藏、四川、青海、甘肃、云南五个省区藏族自治地区人口的民族构成及其变动情况进行了具体分析。研究表明,自1964年以来,我国主要藏族自治地区藏族人口的比例略有上升,其中藏、川、青三省区藏族自治地区人口的规模、比例均大大超过汉族;1982年以来,这些地区又出现了藏族人口比例上升,汉族比例下降的趋势。作者认为,导致各藏族自治地区人口民族构成变动的主要因素在于藏、汉人口出生率、自然增长率的差异、80年代以来的汉人外迁及汉人改换民族成份等。     

西方社会学理论的发展特征及趋势

西方社会学理论的发展特征及趋势何景熙一、西方社会学及其理论的产生社会学是一门以人类社会为研究对象的科学。对于这一简明扼要的定义，社会学界乃至整个社会科学界几乎无人提出异议。从人类产生的那一天起便有了社会；社会自人类而始这也是不言而喻的道理。社会一旦出...     

我国"三农"问题的社会系统分析与思考

本文认为“三农”问题是一个社会系统问题。作者借鉴西方社会学家T．帕森斯的社会系统论及其“四功能范式”对我国的“三农”问题进行了剖析,指出这一问题的实质是农业发展的不可持续性、农村社会进步的不可持续性与农民生计的不可持续性交织而成的农村社会系统失衡问题；由于特定历史制度安排所造成的农村社会系统相对封闭以及内部子系统边界不清、功能模糊和反分化倾向,使大系统趋于“无序”或“混沌”状态。为此作者认为,“三农”问题的解决之道在于城乡两个社会系统的融合。本文的对策思考是,应当以统筹和协调的系统论发展观为指导,在增加新农村建设投资的同时,推进农村政治、法律制度、道德规范教育等配套社会改革,促进农民行为模式的根本转变。     

分工视野下中国乡村社会结构的演进

本文依据经济学、社会性分工原理分析了二元社会结构演进的一般过程及中国的特殊性,并着重回顾和考察了改革后乡村社会结构变迁过程与机制。研究显示,中国二元结构演进具有曲折和迂回特征。其演绎路径是:(1)城乡分工扩展一分工受阻一乡村自给自足状态与城市高度分工并存→恢复分工→城乡分工网络扩展;(2)社会分化→反分化(城乡同质化)→社会重新分化;而改革后乡村社会结构的正向演进是在城乡分工链条重新链接,分工网络逐步恢复之后乡村制度、组织和人的行为质变的结果。为了保证今后分工、专业化有序发展和社会结构正向演进,避免曲折迂回,必须推进制度改革,创造国家长期和谐稳定的政治社会环境。     

民国时期(1912——1949)四川的人口变动及其原因

在中国近代人口史上,四川省人口的发展及其影响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早在清朝嘉庆17年(1812年),四川人口已占全国总人口的6.6％,到了1912年这一比例上升为10.77％。自此以后,四川一直保持了约占全国人口1/10的人口第一大省的地位。然而,长期以来对四川历史上的人口变动及其原因却少有研究,特别是关于民国时期四川人口变动及其原因的分析文章尚付阙如。为此,笔者愿将对这一问题的近期研究结果公诸与众,就教于专家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