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散杂居少数民族的融合与发展——广州世居满族文化重建过程中的人口变迁

广州世居满族是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从京津派驻广州的八旗官兵的后代。二百五十一年来其人口变迁注释了他们在广州进行文化重构的过程。尤其显示出在改革开放以后，这个城市散杂居少数民族族群不断强化族群认同，争取自我发展机会，完全融入广州现代社会。同时，人口变化数据也显示了他们未来发展所面临的诸多困难，希望得到国家、地方社会和民众的共同关注。     

闹洞房习俗的文化内涵及功能分析

本文对闹洞房习俗的存在形态、产生原因、文化内涵及诸多功能进行了分析。文章指出,它是原始民众从非个体婚制向个体婚制过渡中产生的一种象征性仪式,以此来完成女子的“赎身”,确立丈夫对妻子绝对占有的社会性认同。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及民众生活需求的改变,其原始功能已逐渐退化,而由此衍生的各种习俗惯制却留存下来,并不断适应民众生活,又派生出众多新的功能,如祝福、娱乐、教育、帮助新人建立感情、乞福禳灾、为未婚男女交往了解创造机会、警诫等。     

岭南民俗的现代阐释

处于改革开放前沿地带的当代岭南社会 ,其经济的发展 ,宽松和谐的政治环境 ,现实、开放、包容、灵活的商业文化特征 ,较少的历史文化重负以及毗邻港澳的地理条件促成了岭南尤其珠三角区域民俗文化显著的现代变异。本文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 ,归纳出岭南民俗现代变异的四个特征 :传统民俗与现代社会的有机结合 ;作为民俗主体的人的需求与功能获得突显 ;传统民间信仰空前繁荣 ;民俗社会的国家在场 ,并从岭南文化品格、当前社会特点、民众群体人格等三个方面对其进行了文化解析。     

论清代钱粮制度对广州世居满族的影响

广州世居满族是清政府由京津地区派驻广州的驻粤八旗兵的后裔。在他们对广州社会进行文化重构的过程中,钱粮制度产生了重要影响。移民之初,它是国家权力为满族民众营造封闭文化体系的基石,随着清政府势微,日渐腐败的钱粮制度成为广州满汉民众沟通交融的催化剂和共同反抗清政府统治的纽带。     

民俗变迁与族群发展——广州世居满族的宗祠祭祀

广州世居满族是珠三角地域的重要族群之一,他们曾在广州城内修建了八座满族宗祠,其特征与功能均与汉族宗祠存在较大差异。八旗官员修筑宗祠是希望通过强化满族官兵的祖先观念和族群意识,将之作为八旗军营中的军事、行政管理体系的一种有益补充;辛亥革命后,满族民众利用宗祠祭祀建构关于落广祖的历史记忆、增强族群的认同和凝聚力,宗祠祭祀成为他们在广州社会进行文化重构的重要手段。     

城市传统少数民族的民俗建构与族群发展--解读广州世居满族的现代族群节日"春茗"

广州世居满族在广州已经生活了247年,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珠江三角洲地区的经济腾飞,他们与广州当地民众一样面临着挑战和新的发展机遇。他们通过将传统的族群节日“春茗”现代化,在满族民众、国家权力和地方政府以及当地社会的互动过程中强化族群认同,使族缘成为血缘、地缘、业缘之外新的跨地域社会动员手段,为自己争取到新的发展空间。他们的经验对于城市世居散杂居少数民族的发展具有借鉴意义。     

当代少数民族族群关系研究简论

通过梳理国内外少数民族族群关系研究的概况,对我国当代少数民族族群研究的现状进行反思并提出建议,将少数民族族群认同作为现代民族国家进行社会动员的重要资源,构建以国家认同为前提和基础的新型族群关系。     

城市散杂居少数民族的融合与发展——广州世居满族文化重建过程中的人口变迁

广州世居满族是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从京津派驻广州的八旗官兵的后代.二百五十一年来其人口变迁注释了他们在广州进行文化重构的过程,尤其显示出在改革开放以后,这个城市散杂居少数民族族群不断强化族群认同,争取自我发展机会,完全融入广州现代社会.同时,人口变化数据也显示了他们未来发展所面临的诸多困难.希望得到国家、地方社会和民众的共同关注.     

嵌[l]词并非源于少数民族语言

嵌[l]词指汉语单音节词在某些方言中分音成为第二个音节声母为[l]的双音节词,在晋语区(山西、豫北、内蒙中西部、陕北等地区)较为常见,①如山西话将头称为"得老"。赵秉璇认为嵌[l]词是操阿尔泰语的夷狄族在语言融合过程中,学习原始汉语的复辅音所形成的语音分化现象。[1]这种说法值得商榷。     

钟敬文的民俗教育观

钟敬文既是著名的民间文艺学家和民俗学家，又是资深的教育家。该文疏理了他的民俗教育观的形成过程、主要内容和对现代社会的启示，认为这些观点是改造国民性的形势之需和启蒙学者对民间文化关注的产物，不仅在启蒙时代发挥了教育民众、改造国民精神的重要作用，对当前社会的爱国主义教育、素质教育和学校教育也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是钟敬文为我们留下的宝贵的文化遗产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