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时期爱的伦理思想探析

通过对先秦时期儒、道、墨三家爱的伦理思想的历史考察，揭示仁爱——爱人、慈爱——爱自然和兼爱——爱天在先秦展开为一个合理的逻辑进程并表征为普遍的伦理观念。三家之爱兼括了其在人与人、人与社会层面的所有形式，并扩展到自然、宇宙中，从而使先秦时期爱的伦理思想的内涵更加丰富。但是，爱的伦理观念在先秦并未独立出来并表述一个相应的伦理世界，爱都有所依附，这就带来了人们对人类最基本感情——爱的理解的困难。     

甘肃省敦煌哲学学会成立暨首届学术研讨会在兰州召开

2013年1月19日上午9时,甘肃省敦煌哲学学会成立暨首届学术研讨会在兰州白云宾馆召开。中纪委驻交通部纪检组长、原甘肃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杨利民同志,甘肃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社科     

隔代照顾的生物社会学动因及影响分析

当前社会环境下,儿童照顾给工作和家庭平衡带来压力和挑战。隔代照顾成为缓解这一压力的流行方式而得到了广泛的关注,学术界产生了许多研究成果。其中,生物社会学视角在国外隔代照顾研究中有较多的应用。但是在国内采用这一视角进行的实证研究非常少。本研究以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2015年的数据为资料,通过生物社会学的视角并使用广义Logistic模型和广义线性模型对四类儿女双全的祖辈的隔代照顾的积极性进行分析。结果表明亲缘选择假设不能完全解释四类祖辈照顾孙辈的积极性的差异。虽然从整体上看女性祖辈比男性祖辈更积极地照顾孙辈,但是父系女性祖辈照顾孙辈的积极性并没有像亲缘选择假设所推断的那样显著低于母系女性祖辈。同时,分城乡的回归结果表明城镇地区四类祖辈的积极性没有显著差异,而在乡村地区父系女性祖辈的照顾强度显著高于其他三类祖辈。因此,亲缘选择理论可以解释照顾者性别差异的部分原因,而无法阐明父系和母系的宗族差异。此外,照顾者的工作状态、婚姻状态、受教育水平、子女的经济支持、子女的数量和子女的年龄都是影响隔代照顾积极性的显著因素。需要注意的是虽然生物社会学理论有其独特的价值,但是将它用于社会研究也有明显的局限性。因此,这一理论仍然有许多亟待探索和完善的空间。     

怀孕年龄与胎次对出生缺陷的影响分析

本研究通过抽取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妇产科医院某病区5782个病例(736例患病),从出生缺陷的角度,通过对妇女怀孕年龄及胎次与胎儿畸形患病率的关系对开放二胎政策之后的人口质量的影响进行分析,发现孕妇年龄过低(19岁以下)与过高(35岁以上)均会导致出生缺陷率提高;而胎次的影响比较复杂,对于24岁以下的年龄段来说,胎次越高,患病率越高,而对于25-44岁的孕妇来说,除了第4胎及以上的患病率较高,第2、3胎的患病率没有明显的差别。因此,放开二胎将不会对人口质量产生显著影响。     

《论语》“学而时习之”章释义

《论语》“学而时习之”章是对孔子一生成就的总结,蕴含孔子对其人生际遇、心路历程和人生理想的感受和反思。笔者认为此章应该这样解释:开办学校,在一定时候讲习,不也令人高兴吗?学生们从很远的地方都能来(接受教育),不也是快乐的事吗?居高位者不赏识我,我不怨恨,(我因此转而从事教育事业)不也是君子所为吗?     

马克斯·舍勒怨恨理论的伦理之维

马克斯·舍勒对怨恨进行了现象学和社会学的深刻分析,认为怨恨是现代人的精神气质,资本主义精神实质是怨恨式伦理.怨恨式伦理与现代化同构,是道德判断和价值蒙骗的根源,事关道德价值评价的构成能力,这就使怨恨理论获得了更多的伦理意蕴.考察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离不开对怨恨理论的伦理把握.     

主体的历程——兼论主体的伦理意义

文章梳理了主体的历史流变,从自然主义哲学——主体的蕴含到罗马时代——主体的凸显、认识论转向——主体的确立、先验主体——主体功能化、主体间性——主体回归生活世界,以及后现代对主体的讨论,指出在特定的时空中主体流变总是表征深刻的伦理关怀。     

论西方怨恨伦理的形成

怨恨一词在中西文化中均有涉及。在汉语语境中,更多地存在于文学描述中;在西语语境中,尼采使怨恨成了专业术语,舍勒运用现象学的方法对道德建构中的怨恨的讨论使怨恨一词独具伦理魅力。经过现代西方学者的努力,怨恨最终发展为一个哲学伦理学乃至社会学、政治学术语,并被多学科探讨而形成了一套话语体系。怨恨伦理对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和和谐社会的建构具有重要理论意义。     

马克斯·舍勒怨恨理论述评

马克斯·舍勒立足于对人的界定，以现象学还原方法深入爱恨秩序，探讨怨恨的根源及途径，将怨恨界定为资本主义时代人的精神气质，并在社会文化精神的普遍意义上对怨恨予以伦理追问，认为怨恨是人类意识中出现的价值颠倒或价值崩溃的根源，它导致现代价值体验结构的转型和价值位移。舍勒的怨恨理论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无疑有极大的启发意义。     

心系苍生建大厦卓然成家耀学界——洪毅然先生美学思想历程

洪毅然先生一生于绘画、艺术评论、美学研究多有建树,尤以美学研究见长,在美学研究领域著述颇丰,《新美学评论》《美学论辩》《新美学纲要》《大众美学》奠定了先生在美学界的地位.20世纪50年代的美学论辩使洪先生在美学界声名鹊起,在几次美学大讨论中,"洪毅然均以雄厚的学术实力和主将的姿态出现,成为自成一家的重量级美学家.他的观点有根有据,不看风使舵;他的学风扎扎实实,不欺世媚俗."[1]与著名美学家蔡仪、朱光潜、宗白华、王朝闻、蒋孔阳、刘刚纪、高尔泰等多有美学交流便是明证,生前就被誉为"大众美学的开拓者"和"社会功利学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