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社会政治变迁中的学生群体——以五四运动为论述中心

在近代中国这样一个救亡压倒启蒙、群体命运胜过个体自由的大时代下,学生群体"思出其位",投身于社会政治运动.在学生运动中,学生群体与社会各群体关系之复杂或可折射出学生群体的些许特征及其在近代社会政治转型中之地位.学生群体以其特有的可以超出自身群体利益的高远理想而常常能成为民众运动的先导,尽唤醒国民之责.但学生群体的很多局限也显现于学生运动中,学生群体只能为一时之唤起,往往不能持久,如若不能得到其他社会群体的支持就难于取得胜利.学生运动之成败与社会环境及时势演进都有很大关系,学生群体很少能独立有所作为.而政党运动学生与学生自毁式的校内风潮往往使学生失其本位而凸显其独立性之虚幻.     

侵华日军军风纪的体系内认识——以《冈村宁次回忆录》为考察对象

冈村宁次的日记及回忆录中有很大的篇幅谈到了侵华日军的军风纪问题,涉及日军南京大屠杀、慰安妇、处理俘虏等。在冈村宁次看来,日军官兵素养下降和得不到及时充分的补给是日军军风纪败坏的重要原因。尽管日军试图采取措施严肃军风纪,但是日军的侵略本性决定了其不可能有真正严明仁义的军风纪,因此不可能杜绝各类暴行的发生。     

国民政府对南京大屠杀案审判的社会影响论析

战后国民政府对南京大屠杀案的审判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在检举战争罪犯、搜集证据、法庭审判以及判决执行等各个环节中都有社会的积极参与。通过媒体报道、公开审判以及专题电影的公映等传播方式,审判的社会影响范围得以扩大。通过当时的报刊以及法庭的相关记录,不难体认到民众认知的诸多面相以及审判在社会层面的实际影响。审判使受害者的个体创伤记忆得以申诉并在社会广泛传播,由此产生了早期关于侵华日军南京暴行的集体记忆。由于国共内战以及冷战的意识形态影响,解放后对南京大屠杀案审判的社会影响,特别是审判与有关南京大屠杀的早期集体记忆生成的关系被漠视或者被淡忘。     

浅析梁启超父子两代知识分子的代际转型

梁启超家族从1895年梁启超登上历史舞台,到20世纪40年代其子女梁思成、梁思永等开始在建筑学、考古学、图书馆学等专业领域确定各自的地位,历经半个多世纪,涵盖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中的晚清一代五四一代和后五四一代。本文拟从这样一个典型的知识分子家族特有的连续性特征出发,通过对梁启超家族两代学人所处不同时代的社会文化属性和他们不同的价值取向的分析,来细化我们对中国前三代知识分子代际转型的认识。     

南京建政初期国民党青年运动政策研究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随着国民党由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国民党青年运动政策也改弦易辙.而党内各派的理念分歧和权力斗争使得国民党的政策转变一波三折.国民党试图通过改组学生团体以限制学生参与社会政治运动,但实际上囿于自身执政能力及外在政治环境的种种限制而未能如愿.执政之初的政策转变确立了国民党在此后近二十年执政时期对于青年运动之态度及基本政策,其应对青年运动的基本困境也渊源于此.但梳理国民党在大陆执政的不同时期应对学运的政策及效果来看,上述的困境会随政治环境的变化而有不同表现.     

从政策应对到组织解决——试论国民党三大前后青年运动政策之转变及其困境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对治下青年运动历经“清党”、“暂停”、“整理”等多个阶段,但收效甚微。与此同时,国民党方面也一直试图从青年团体组织结构入手,寻求彻底解决青年问题之途径。在总结以往经验基础上,1929年3月召开的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作出决议,将今后青年运动限定在“学校以内之自治生活”。国民党青年运动政策的这一转变使得青年学生的活动范围被限于校内而不至形成区域乃至全国联合,从而对“五四”以来青年运动的既定模式产生重大影响。然而,就其实施情况而言,这一青年运动新政又使得国民党方面陷入更为深层的困境之中。     

抗战后期的通货膨胀与大后方知识分子的转变——以大后方的教授学者群体为论述中心

抗战时期通货膨胀,特别是1940年以后的恶性发展对这一时期大后方知识分子群体产生了很大影响。一方面,通货膨胀使大后方知识分子的生活几乎赤贫化,知识者沦为平民,对社会底层的感性体验促使知识界民粹主义倾向的急剧扩张;贫困使知识分子产生强烈的挫抑感,也不可避免地与一度因民族危机而获得各种社会力量广泛认同的国民党政权疏离。另一方面,通货膨胀的恶性发展使社会分配两极分化,社会不平等问题凸显,从而使知识界普遍关注经济平等,社会民主主义思潮成为当时思想界的主流。这种转变既见证也直接影响了抗战后期大后方的人心剧变与政局演变的动向。     

南京国民政府初期北平大学区风潮论析

1927年,在蔡元培、李石曾等的推动下,南京国民政府改革教育行政制度,实行大学院与大学区制度。1928年9月,国民政府决定在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北平分会所辖范围内实行大学区制。在北平大学区存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大学区的集权与各校的独立要求产生矛盾,学校风潮迭起。大学区制设计的初衷本在于教育独立,但在实际操作中却无法摆脱现实政治的影响,学界自身在人事权力等实际利益上也不能置身事外,而教育经费也无法由教育界自身来保障。北平大学区的试行演变成一场持续不断的风潮,其中凸显的是近代中国语境中教育独立的内外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