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在筵席上解决纠纷——对民间调解空间选择的思考

民间的私下调解在当下仍大量地存在着,其存在有着种种的原因。这种纠纷解决方式的场所选择,常常是以调解人牵头,纠纷双方及其他参与调解的人参加的筵席。虽然不能说所有的民间调解都以筵席作为平台,但不容否认的是,利用筵席(或有其他的称谓)的民间调解往往会出现较好的结果。这一地点的选择有着深厚的文化背景,体现了民间调解独有的美感和其剧场化的要求。其原因何在,是一个有趣和值得思考的问题。     

开新与竞合： 乡村振兴中依法治理的传统文化之维

[提要]法治乡村建设是实现乡村振兴、实现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要基础与组成部分。但是,对于作为深受传统文化浸染的乡村,在其实现法治建设的过程中势必受到作为新兴思潮的法治文化的冲击。对于这种思潮冲击,如何既能保持乡村基本秩序与精神价值稳定,又能真正落实法治乡村建设,进而实现乡村振兴,需要探求传统文化与法治文化的沟通与融合的进路。传统文化“开新”是新儒家希望搭建传统与现代沟通和对话平台的尝试,近代以来受外来文化的影响,传统中国到现代中国的过渡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尤其是文化领域,传统文化如何在现代化的变迁中,找到其合适的定位,并随着现代化的进程发展出新的枝丫,不仅是文化传承的需要,也是构建现代化中国基础、方向和发展路径的现实需要。因此,法治乡村建设中传统文化开新的空间,实际要提供解决乡村权力格局的现实与法治秩序的冲突、法治知识与传统文化知识话语体系的冲突、法治运行成本与乡村治理资源匮乏的冲突的空间;法治乡村建设中传统文化开新的路径,应坚持国家在传统文化遴选和开新方向上发挥作用;以山东曲阜的“三治结合”为例,探求法治乡村建设中传统文化开新的竞合,即文化子系统的竞合问题。法治建设需要传统文化的支撑,因此传统文化的开新不仅包含了儒家,也包含了法家、道家等思想,在传统文化开新遇到传统和现代之间的艰难一跃的同时,还面临着延续千年的传统文化之间的竞争。     

民间秘密社会与晚清结社法律

晚清内忧外患,严酷的社会环境是滋长秘密社会的温床.群学思想的传入和其"合群"思想的流变,夹杂着其他泰西政治制度的观念被国人了解和接纳,原有秘密结社的扩张和新兴的以"文人结社"为蛹的政治团体,是晚清波澜壮阔的历史无法忽视的重要内容.后者由于缺乏力量,在希望变化的急切愿望与现实发生错位的情况下与前者合流一处,对近代中国的政治生活产生了重要影响.     

庭审：带有文化烙印的对话

庭审是通过语言为媒介的交流过程,交流的方式和规则可以体现庭审的法律背景,甚至是社会文化背景,不仅如此,庭审的对话还体现了法律对人及人性的关怀程度。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与西方的法治传统的诸多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从庭审过程中对话模式的不同反映出来,这对中国的法治进程大有裨益。     

济南大学与济南市司法局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正>9月2日下午,济南大学与济南市司法局战略合作协议签字仪式在龙奥大厦举行。省司法厅党委书记、厅长王玉君,济南大学党委书记徐景颜,济南市副市长吴德生,省司法厅党委委员、副厅长朱晓峰,济南大学党委副书记王玉华等出席签约仪式。济南市司法局和济南大学相关院、处、室负责人参加了签约仪式。市司法局党委书记、局长谢圣仁主持仪式。     

试论慈善权实现中的政府治理

善行源自人的怜悯心,是存在于人道德深处的怜悯心与某些事实联结在一起产生的情感外化形态.在所谓的自然状态或非政治国家的社会下,善行是无关他者而自在自为的存在;然则在进入了政治国家之后,善行在可能影响到共同体稳定的边缘处,遇到了政治国家巨兽所看守的边界,摇身穿上了政治的外套,由此开始,政治国家有了扶助共同体成员的义务,相对的公民有了被称为社会权的权利,善行以慈善之名行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