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民社会与契约文明

市民社会是一个以人格独立为前提，以平等交往为标志，按照非强制性原则和契约观念进行自主活动的生活共同体。这是一个社会成员能够以直接的方式当家做主，可以充分享有行为自决权的领域，是一个相对独立于政治国家的活动领域。     

西方公民社会观适合中国吗?

20世纪90年代以来,公民社会逐渐成为学术研究热点。由于这一问题与当代中国社会政治变迁密切相关,因而引起国内外中国问题专家的广泛关注和讨论。尽管中国出现了社会分化、利益重组以及利益代表的重构,但是公民社会以独立于国家的自治和独立于传统结构如家族、单位或家庭的自治为前提,涉及公民结构及其思维模式的形成等诸多因素,其形成条件在中国才显露征兆,中国现在还没有产生公民社会。把西方语境中的公民社会观援引到中国,可能会出现根本不适用的情况。     

服务水平约束下基于顾客策略性退货的供应链契约协调研究

研究由一个制造商和一个零售商及一组顾客群组成的单周期供应链的协调决策问题。建立了顾客策略性退货模型,并确定了服务水平约束下,集中式和分散式决策模式下,商品的最优价格、最优订货量和最优退货价格。为了解决分散式决策的双重边际化效应,设计了一般的回购契约、基于差别定价的回购契约和销售回扣契约对供应链进行协调,并探讨了三种契约的协调机制。结果表明,一般的回购契约及销售回扣契约不能实现包含顾客退货的供应链的协调,而基于差别定价的回购契约可以实现供应链协调。最后,通过数值算例,分析了服务水平约束对供应链总体利润的影响以及差别定价回购契约的协调效果。     

信任的经济绩效

在促进或制约市场经济发展的诸社会因素中,信任的作用格外重要。信任的强度和结构从根本上决定着不同民族经济绩效的差异并制约着经济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的选择。东方和西方具有不同的文化传统,因而也从各自的文化传统中承接了不同的信任结构。这里借用帕森斯和希尔斯(T．Parsons and E．Shils)提出的“特殊主义”(Particularism)与“普遍主义”(Universialism)这对概念来说明信任结构的差别如何导致不同的经济绩效。     

同情介入决策的实验研究:基于"狡猾的收废品老伯"实验

主流经济学理性选择模型排除同情等情感因素,认为理性决策遵循收益最大化原则.本文设计了一个"狡猾的收废品老伯实验",探讨了同情时决策的影响.实验证明,同情通过增加"主观收益"而影响选择,同情的牺牲值高于不同情的牺牲值.在一次性交易中,同情显著地影响人们的选择,但是随着交易次数的增加,同情对决策的影响作用会减弱.     

从制度演变的方式看全球化

全球化是当代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任何国家、任何民族如果不想被历史所抛弃,就必须融入这一历史进程。融入这一历史进程,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是实现自我发展的一个机遇。同时,也面临着为适应这种趋势而发生的社会转型,及由之引起的社会震荡。加入WTO标志我国已跨入全球化的门槛。我们的体制虽然自改革开放以来有了很大的变化,但旧体制仍以其巨大的惯性在某些领域延续着,从而与全球化要求不相适应。与此相伴,进一步对外开放后也将有一系列新的问题产生。这些都是从理论与实践上需要解决的。对此,我刊特邀请南开大学哲学系、经济系、政治学系等部分博士参加笔谈。现将其中一部分笔谈刊登出来,以飨读者。     

财政幻觉下的中国土地财政——一个法经济学视角

在土地征收中,政府存在财政幻觉。在我国,城乡土地制度分割和土地征收程序虚置一同构成支持财政幻觉的制度基础,中国土地财政的兴起是居民财产权利与政府征收权之间失去平衡的结果,要从根上治理土地财政,必须启动实体法和程序法上双重的"还权于民"的改革。     

基于信息更新与服务水平约束的供应链订货及协调决策

研究由一个供应商和一个零售商及一组顾客组成的单周期供应链系统。供应商向零售商提供两次订 货机会,零售商根据第一阶段的订货情况及市场信号,对需求信息进行更新预测,确定第二阶段是否需要补货。首先,通过分析顾客购买与退货决策,确定产品的最优零售价格与退货价格。其次,对零售商的订 货策略进行研究,以两阶段利润之和最大化为目标函数,引入服务水平约束,确定了零售商第一阶段和第 二阶段的最优订货量,并探讨了市场信号和服务水平约束对零售商最优订货策略及期望利润的影响。结果表明,当目标服务水平设定较低时,零售商的订货策略与不设定服务水平约束时的情形相同;但是无论是高目标服务水平还是低目标服务水平,若二次订货时点上的市场信号为低值时,零售商无需二次订货,而若此时点的市场信号为高值时,零售商需要进行二次订货,目标服务水平的高低将对第二次的订货量产生影响。最后,证明了基于差别定价的回购契约能够实现上述供应链系统的协调。     

从身份到契约:中国制度变迁的特征透视

市场经济最本质的制度特征是经济关系的契约化.契约化的实质不是引进和套用某种有形的框架,而是让经济社会在运行过程中"内生"出一套无形的规则.中国制度变迁与西方社会不同的是,中国社会制度的契约化要克服"伦理身份"和"计划身份"双重制约.从"身份到契约"的制度变迁其关键环节是个人人格状态的根本变化,其进程的艰巨任务是在人文建设中有意识地培养社会成员的契约责任感和塑造诚信守约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