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营者激励约束机制研究的一个理论梳理

一般的,现代企业理论中的激励约束机制可以归纳为报酬机制、控制权机制、声誉机制和市场竞争机制四种主要类型,在这四种机制中,报酬机制是制定显性激励机制的关键。同时,四种激励约束机制之间并非是孤立的,它们之间存在着替代和互补的关系,也就是说,这四种激励约束机制会对经营者的行为起到综合性协调作用。     

新政治经济学视野下的媒体偏误及其治理

信息化时代的新闻媒体对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的作用日益重要,媒体报道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个人决策。但是,由于受到不同利益主体的多重影响,媒体报道可能偏离真相或客观认知,产生媒体偏误。通过分析新闻报道从生产到受众的过程及各利益主体的特征所构建的新政治经济学研究框架,可以为认识媒体偏误提供更好的分析范式。媒体偏误治理的关键是设计合理的媒体信息供给及处理的匹配关系,使理性读者可以通过更新信息在有偏报道中不断接近真相。     

公共部门人员收入是否相对偏低

本文通过构建收入决定模型,利用Blinder-Oaxaca分解法将公、私部门收入的差异分解为反事实合理收入差异与反事实收入溢价,通过对反事实收入溢价的分析发现:控制诸如教育水平、性别、职业、工作经验等常规收入决定因素之后,公共部门平均工资和月收入①与私人部门相比均相对偏低②;但当引入区域变量时,公私部门的收入情况出现变化——公共部门平均工资与私人部门相比仍相对偏低,但考虑地域因素后的公共部门平均收入高于私人部门.实证表明,我国公、私部门平均工资的地区性差异不大,但公、私部门的平均收入水平差异具有较强的地区差异敏感性,这种显著的地区差异导致对公共部门收入的“一刀切”式简单变革,反而会增大我国公、私部门间收入对于“同工同酬”原则的扭曲.     

财政如何影响货币创造：被动效应与主动控制

“完善货币供应调控机制”的要求需要深入分析影响货币创造、货币供应的不同渠道,充分发挥各渠道的调控作用。通过研究我国财政部门在货币创造中“被动参与”与“主动影响”的二元特征,我们发现：第一,在我国财政金融工作实践中,形成的国库集中收付制度和由财政部门履行对国有金融资本出资人职责的制度安排,赋予了财政部门对货币创造产生实质影响的能力。第二,国库集中收付制度具有的“集中”与“隔离”功能,决定了财政部门通过财政收入、财政支出和政府债务等渠道从货币流通市场抽取或注入的货币规模是巨大的,并通过货币循环的作用引起商业银行信贷收缩或扩张。但因为我国财政部门不具有通过控制预算执行影响国库集中收付制度下货币创造渠道的法理基础,所以财政部门通过国库集中收付制度只能被动影响货币创造。第三,由财政部门履行对国有金融资本出资人职责的制度安排,调节了国有商业银行货币创造的能力和方向,并且财政部门可以通过对国有商业银行的主动指导和约束影响其信贷规模和结构。     

国企经理激励约束机制的现状及其优化

建立健全一种有效的经理激励约束机制是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一项紧迫而艰巨的任务。在深入分析国有企业存在激励不足和约束无力现状的基础上,可以发现,当前我国国有企业经营者激励约束机制存在着激励的力度不够、缺乏制度化的激励机制等问题。应该结合国有企业的自身特点,从显性激励、隐性激励、内部约束和外部约束等四个方面构建符合中国国情的国有企业经营者激励约束机制,而全面绩效评价体系在国企经营者激励机制中将发挥有效保障作用。     

多目标企业间的效仿与追逐

经典的经济学理论总是假设企业最大化自己的利润,但是现实中企业有各种动机来确立多重目标,或非最大化利润的目标。文章主要讨论了寡头企业在确立了非最大化利润的目标函数,即企业的目标是最大化一定权重的利润和一定权重的其他目标;从战略替代品、战略互补品等企业行动之间的关系,以及目标之间的关系等,来分析企业之间行为的相互影响,企业之间目标的影响,以及企业目标对于竞争对手的影响。论文中还具体讨论了两种非最大化利润的目标函数,其一是包含了企业自己收益的目标函数,另一个是包含了行业某个利润水平的目标函数。     

我国地方政府间的税收互动：竞争与趋同

地方政府税收互动是理解中国税收治理的重要视角。本文综合使用理论模型和实证方法验证我国地方政府使用有限税收征管权进行税收互动的特有模式。基于“城市对”面板数据和全国企业税收调查数据,使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和基于PSM的匹配筛选法发现：第一,我国地方实际税率表现出显著的趋同效应,并且具有局部空间性。第二,税收互动存在动态机制,地方实际税率低于毗邻地区时,地方政府会提高实际税率;反之会降低实际税率。第三,税收互动在微观层面主要作用于企业所得税,而非增值税。第四,税收互动在不同样本中具有异质效应。相较于国有企业,在民营企业与外资企业样本中更显著;相较于第三产业,在以制造业为代表的第二产业样本中更显著。     

财政补贴VS.政府自营:“兜底”动机下政府干预基本公共品提供的策略选择

现代政府的一个基本功能就是保障全民的基本公共品（公共服务）,因此与一般商品相比,当企业无法满足部分居民的基本公共品需求时,政府具有全面覆盖居民需求的“兜底”动机。本文使用内生化的市场覆盖因素刻画政府的“兜底”动机,并基于市场垂直竞争框架建立了基准模型和政府干预模型两个模型以讨论政府干预的最优策略选择问题。研究显示：首先,消费者支付意愿和厂商生产意愿两个因素决定了政府干预与否的边界条件;其次,这两个因素还分别确定了补贴和自营两种干预方式的可行范围,政府应选择与之匹配的干预方式,否则将因干预方式的错配而致使干预无效;最后,出于消费者剩余最大化考虑,政府应在对应的匹配范围内选择补贴高质量厂商或自营高质量的干预策略。基于此,本文认为在现实中,政府应当重点分析未覆盖市场的产生原因,当未覆盖市场由厂商生产意愿过低所致时选择补贴高质量厂商策略,当部分未覆盖消费者具有迫切需求时选择自营高质量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