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诉求与中国学术现代性范式的建构——以胡适对中国传统学术谱系的认知和梳理为例

胡适从科学方法上着手建构中国学术现代性的动力源自其思想启蒙的诉求.但思想启蒙与纯粹的学术研究并不处于同一层面,当这一动力正式落实于学术层面时,二者的内在冲突便凸显出来,启蒙诉求在某种程度上反而成为建构中国学术现代性的障碍.然而,胡适由程朱而重释理学的现代性价值,既是一种新的、为人们所忽视的对理学的解构方式,同时也是根据西方现代性标准对中国传统学术发展脉络的一次重新建构.     

空谷足音——厦门大学礼聘谢泳的启蒙意义

几个月前．笔者曾撰文批评厦门大学朱崇实校长关于大学生打高尔夫球的见解，现在，却不能不对朱校长以及厦大文学院院长周宁教授表示敬意了。     

阐释五四:陈独秀与同代人的话语比较

正像西方有“说不尽的莎士比亚”一样，中国的五四运动因其丰富的内涵，也给后世的人们提供了许多重新阐释的可能性。但大体上看，对五四运动阐释时，自由主义、文化保守主义、激进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的话语仍旧是学术亦或政治评价的主要方式。本文在分析现代中国激进主义思潮的代表陈独秀的话语的同时，着重于厘清陈独秀式激进主义的话语与其它话语之间的异同，以及它们的相互关系。五四运动迄今已八十多年，反省各方阐释五四的方式，对进一步理解五四，把握五四精神，应该说具有历史和现实的双重意义。 从现有资料看，“五四”后，陈独秀…     

从国际视野看胡适与傅斯年对日策略的异同

“九一八”事变后,胡适的“主和”与傅斯年“主战”虽是横亘在二人之间的一道心理鸿沟,但“和”与“战”各有其理由,并非像名词显示的那样泾渭分明.在对待国联及李顿调查团报告书的问题上,胡适出于世界主义和国际公义的考量,主张接受;傅斯年则秉持民族主义立场,在接受与拒绝之间摇摆.随着日本侵略规模的扩大,国联调解的失败,胡适谋求通过接受国际调停来使中国融入世界的愿望也付之东流.     

关于知识阶层的思考－重读《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

重读《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心绪竟然有些不能自已。传记中，固然时有大喜，然而悲悯、忧伤的日子毕竟占去了大多数。一代学人，其人生的多舛，令人叹惜。可是，检讨晚年陈寅恪的命运，又不能不让人感慨：在那些纷繁的岁月里，学人与老百姓之间关系的恶化和疏离。就社会分工来说，学人与老百姓之间，所事所求不同，隔行隔山，本无所谓可比性。然而，抽象意义中的无可比，并不等于现实中也没有相互比照。近代以来，纯粹的学人产生后，他们与老百姓之间究竟应该怎样相处，可以说是莫衷一是。大致地看，“五四”之后，一部分学人仍然以书斋为…     

章士钊的从政困局

读《章士钊传》(白吉庵著,作家出版社2004年9月版),始终困惑于1924-1926年传主本人的从政入阁。在章士钊一生中,这件事可以说是最大的败笔。但章氏何以如此,又何至于如此呢?善交游,是章士钊一生的重要特点。所交者,三教九流,无所不有。但总体上看,要么是有个性、学问之人,要么是革命家、政治家,要么就是有权有势有利的权贵。他在这些人面前虽直言以谏,但终脱不了传统谋士、清客一类的角色。这些人成就了章士钊,也让他进退失据。段祺瑞即是一例。论者以为,章依附段,是由于他传统的交友之道和实践其政治理想的双重作用的结果。但两个理由均是…     

现代中国科学派科学主义倾向的自我解构——以任鸿隽的科学理念为解读中心

如果说现代中国的科学派确实存在“科学主义”倾向的话,他们的“科学主义”倾向一开始就在自我消解着。对科学精神层面的关注,不仅是为了单纯地启蒙,更重要的是,要在中国建构现代科学体系。此一现实目标影响着他们对科学精神的张扬,求取科学之本,其话语指向,主要针对的是正在或将要从事科学研究的青年。而从任鸿隽对“科学”的理解看,科学的有限性是其基本理念,之所以倡言“科学方法万能”,既是为了维护科学的合法性,也是一种发展中国科学事业的宣传手段。     

空谷足音——厦门大学礼聘谢泳的启蒙意义

几个月前,笔者曾撰文批评厦门大学朱崇实校长关于大学生打高尔夫球的见解,现在,却不能不对朱校长以及厦大文学院院长周宁教授表示敬意了.     

陈独秀"国家偶像破坏论"新释

“国家偶像破坏论”虽然只是陈独秀在《偶像破坏论》中的一个言说 ,但它却显示出陈独秀 (也包括近代中国的激进主义者 )对现代民族国家的基本态度。从具体语境看 ,陈之所以有此论断 ,乃是由于他从关注观念层面的变革转而关注现实政治后 ,现实因素与他所接受的卢梭等“主权在民”民主自由理论共振的结果。陈独秀虽以“理智爱国”著称 ,但他的一些具体言论却超越了近代中国人对民族国家体认上的心理边界 ,从而成为人们争议的对象。     

胡适与“全盘西化”论再思

胡适复杂的思想中内含着现实态度与学术态度两个层面,二者虽有联系,但基本上是分裂的。这一裂痕在20世纪20年代他参与议政后显得更加明显。30年代中期,胡适出而声援陈序经的“全盘西化”论就是他的现实态度的一个突出表现,其中既有偶然性,又寄存着必然性,但无论怎样,它都是具体语境中的产物,离开了具体语境来谈胡适“是”或者“不是”“全盘西化”论者都是没有意义的。而就胡适思想言,现实态度上的赞同“全盘西化”论与其学术态度也有着明显的冲突和紧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