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青帮我走上革命路

我认识艾青并得到他的帮助是在1946年夏。那时,我在东北临大学习。由于受到进步思想的影响,特别是看到黄炎培所著《延安归来》对解放区的介绍和《民主周刊》对华北联大的推     

我国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及其特征

中等收入群体的界定标准、规模和特征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在回顾和评述现有各种界定标准的基础上,建议采用全球所有国家收入中位数的67%~200%作为定义我国中等收入群体的上下限。研究发现,近些年我国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在逐渐提高,从2002年的10%上升到2016年的28.9%,这主要源于我国居民整体收入水平的提高而不是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要扩大我国中等收入群体比重,保持中高速增长至关重要,政策的重点是提“低”而不是限“高”,同时要防范现有的中等收入群体跌落为低收入群体。中等收入群体主要分布在城市地区,收入来源主要是工资性收入,储蓄率偏高,受教育水平明显高于低收入者和贫困人口。中等收入群体的标准下限附近分布着规模客观的低收入者,他们是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的潜在来源,应是政策瞄准的主要对象。     

对人力资本市场配置的有益探索——评《基于人力资本开发的辽宁国有企业管理层建设研究》

正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决定性作用的重要论断,这对于加强人力资本市场开发配置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合理运用市场配置原理,有效地进行人力资本开发,对于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特别是对于国有企业管理层队伍建设,是一个崭新而有价值的课题。郝春禄同志所著的《基于人力资本开发的辽宁国有企业管理层建设研究》正是运用市场配置原理,从理论和机制两个层面对辽宁国有企业管理层建设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探索,给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观点。本书于2012年9月由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是郝春禄同志在博士论文基础上,经过深入调查研究,充实大量数据,     

农村妇女的就业与收入——基于山西若干样本村的实证分析

本文根据 1996年 10个样本村的调查数据对 90年代以来中国农村妇女的就业与收入状况作了实证分析。分析表明 :农村男女劳动力在家庭内部劳动分工方面存在明显的性别差异 ,农村妇女劳动力的非农就业机会相对较少 ,因而被大量配置于农业劳动和家务劳动 ;农村妇女劳动力在农业经营中的报酬率高于男性劳动力 ,相反在非农业经营领域其报酬率明显低于男性劳动力 ,两者的收入差异主要在于他们在获取非农业收入方面的差异 ,同时也表明在劳动力市场上存在一定程度的性别歧视。     

欧洲大学及研究机构的人员招聘规则

欧洲大学或研究机构的人员招聘规则基本相似,主要体现了公平竞争的原则。只有公平竞争,招聘单位才能够从竞争者中发现最适合的人才。为了实现这一原则,招聘规则要做到两点:第一,招聘过程要公开,透明;第二,筛选过程要专家化和民主化。具体地说,要做到第一点,     

八十年代末中国贫困规模和程度的估计

八十年代末中国贫困规模和程度的估计＊李实古斯塔夫森本文以１９８８年的抽样调查数据为依据，选择相对贫困线从不同的侧面测度了８０年代末中国的贫困规模和贫困程度。研究表明，８０年代末，中国的贫困问题主要发生在农村地区，但农村贫困的地区性差异又非常明显。虽然...     

耄耋老爸的“短信家训”

不久前的的某个周末，三五知己邀我聚会畅饮，忽闻手机短信铃声。我随手翻开一看，却是“夫妻可恩爱？孩子可好？”，细看那号码，不熟，想必是一久不联系的故友。于是出于礼貌，匆促回复如下：“一切安好!诚祝您和您夫人及孩子全家幸福!”事毕后与好友再饮。     

加强系级行政管理工作

高等院校系级行政管理工作，是整体管理工作的重要环节，它集教务、党务、行管、思想政治工作于一体，必须引起学校领导高度重视，改善行管人员工作的条件，提高他们的业务素质，势在必行。     

基本养老保险缴费不平衡对居民收入不平等的影响

利用中国收入分配课题组2013年的调查数据(CHIP2013)分析了社会劳动力人口的养老保险缴费特点、收入分配效应及其不平等问题。研究发现:(1)基本养老保险缴费的不平等程度较高,农村不平等程度大于城镇。尽管新农保是社会的主要参保类型,但全国养老保险缴费金额主要由城镇职工养老保险贡献。(2)养老保险缴费过程扩大了城镇内部的收入差距,在农村地区的再分配作用不够明显,但是因为其缩小了城乡之间收入差距因而在全国范围内具有正向收入分配效应。(3)不平等的分解结果显示,解决制度间的差异是降低养老保险缴费不平衡的最有效办法。建立城乡统一的养老保险制度,实行多缴多补的补贴政策,都是降低缴费不平衡、缩小收入不平等的途径。     

不同费用来源的培训对农民工工资的影响

本文利用2007年的CHIP (Chinese Household Income Project)数据,探究了不同费用来源的培训对农民工工资的影响效果.我们发现,企业通过支付“低于农民工实际劳动生产率(收益)的工资”从而变相地将培训成本转嫁给农民工,并且培训本身带来的收益也更多地被企业通过这种方式拿走了.农民工从“企业内部培训”中“实际”获得的收益远远低于他们“应该”获得的收益.另外,政府应做的是“出钱买培训”而不是“出钱搞培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