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火把节的来源——兼及中国民族学的“高文化”问题

火把节古称"星回节",流行于滇、贵、川等地的彝、白、汉等民族之中,一般在六月下旬和十二月下旬举行,节日的意义在于以此标志新年。有学者认为,火把节与星回节来源不同。但联系彝族历法中"一年两截"制遗迹和彝族传统的恒星观测法,可以论证这两个节日习俗有共同的原初本质和古老渊源,从文化积累角度看,"星回"是"火把"的底层。火把节起源研究启示我们,中国民族学研究应注意"高文化"问题,重视文献、文物资料对于民族文明研究的意义。     

琴曲歌辞《胡笳十八拍》新考

琴歌《胡笳十八拍》所受到的殊遇,是没有一篇诗文作品所能相比的。从一九五九年起,几十名第一流的中国文史专家,对它的作者、时代、艺术成就,作了详尽讨论,后由中华书局辑成一本专集。信它、疑它的两派,均实力强盛,因而旗鼓相当。虽然这场讨论没有得出一个明确的结论,但对这篇题为蔡琰作的作品,其精义可以说阐发得至尽至微。     

汉藏语猴祖神话的谱系

猴祖神话是在图腾信仰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类神话母题。它分布在汉藏语系１８个民族当中，主要凭借血缘上相互关联的特定人群得到传承，从而为文学的历史比较研究提供了一组内容丰富的标本。本文从发生学角度对目前所见的４５例猴祖神话进行了分类描写，依据相关的语言学资料构拟出五种共同母语形式，经神话学和语言学的比较研究，给出了汉藏语猴祖神话的谱系。在解释这些分类体系的时候，本文着重论述了中国猴祖神话的不同历史形态与不同民族文化的对应关系，以及其中各思想要素的源流     

从任半塘先生看中国戏剧研究的意义和趋向

任半塘先生在<唐戏弄>等著作中的论述,使学术界重新面对了戏剧的本质,认识了戏剧形态的多样性,也反省了戏剧研究的资料品质.此后,中国戏剧研究发展的趋向应表现为从以文学为中心转入以表演为中心;从一元的进化研究到多元的形态比较;在新的视野中开辟资料库藏,实现文献学、考古学、民族学方法的结合.中国戏剧研究的百年历程表现为思想解放的过程,先后完成了对等级制社会尊卑观念的超越、对文人狭隘经验与趣味的超越.现在,超越学科方法的局限,使戏剧研究成为现代科学体系的组成部分,是新一代戏剧研究者的使命.     

从方神庙看清末新疆的原生性宗教

方神庙是民间的宗教设施,清末流行于新疆南部。方神崇拜以民间传说为底层,由于包含救护群生的忠义观而受到官方重视,但一直未列入祀典,而葆有民间信仰身份。方神是一方镇神,拥有和城隍、定湘王相近的宗教特质。但同传统的城隍相区别,它由来自湖南等地的新居民所建立,是乾隆以来战争和移民运动的产物;同来自湖南的乡神定湘王相区别,它为汉、维等不同民族所信奉,其神迹由发生在喀什等地的战争故事组成,因此,不再是区域性神祇而是地缘性神祇。城隍、定湘王、方神三者,乃代表了清末新疆原生性宗教的三种基本形态。     

从越南俗文学文献看敦煌文学研究和文体研究的前景

越南所存的五千多种汉喃文古籍 ,是有待中国学术界去认识和利用的宝贵文献。本文着重介绍了其中俗文学古籍及其在内容、性质上与敦煌文献的同一性 ,进而讨论了敦煌文学研究和中国文学文体理论的发展前景。本文认为 ,越南古籍反映了作家文学、民众文学两个文学世界的对立和沟通。它所具备的多种艺术手段交互为用的特点 ,折射了中国古代俗文学的生存方式。其中普遍存在的杂抄现象、兼类现象和文体游移 ,说明俗文学文体的存在是超越书面文本的存在。文学史上的文体包括本原的文体、转述的文体、记录的文体三个层面。前者对后者的决定作用 ,造成了丰富多样的文体相关 ,造成了从转述者角度命名文体的习惯 ,也造成了作为表现手段的文体派生作为篇章体制的文体的现象。本文主张依讲唱手段或传播方式来区分文体 ,通过对作品艺术手法组合方式的系统考察 ,来解决文体确认问题。     

中国韵文的传播方式及其体制变迁

本文通过对一系列韵文文体的成因的研究,论证了文学传播方式对其体制变迁的直接影响。作者认为,韵文最基本的功能是记诵功能,其原始体制产生于仪式叙述的需要。《诗经》体是祝颂,比歌、兴歌的产物;楚辞体的结构特征和语助特征来自相和歌唱;赋原是周代乐教中的雅言诵,因“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而与音乐脱离,成为作家文学最早的文体。本文还讨论了铭刻、书写等传播方式对于文体发展的作用,五、七言诗体的形成过程及其与乐府的关系等问题。     

灌礼及其彝器的来源(一)

鸡彝和彝是夏商时代最重要的礼器,用于以盥沃神尸和地面为特征的灌礼。经多方考察,本文认为它们是新石器时代的两种鸟崇拜———东部短尾鸟崇拜和西部长尾鸟崇拜的产物。鸡彝制度来源于鸡血祀神风俗,故夏民族的灌礼联系于对春季和东方太阳的崇拜、对自然生命的崇拜、对鸡和翟雉类鸟的崇拜;彝制度来源于鸷鸟祭祀,故商民族的灌礼联系于对秋季和西方太阳的崇拜、对人工培植的生命的崇拜、对和鹰类鸟的崇拜。但从考古学角度看,在中原用为仪式重器的鸡彝,其来源却是东部大汶口文化的陶规鬲;而在商文化区用为仪式重器的彝,其来源则是中原西部伊洛地区的釜形。这意味着,夏商灌礼及其彝器的形成过程,乃凝结了一部史前文化交流的历史     

高丽俗乐的中国渊源

高丽乐由雅乐、唐乐、俗乐组成。通常认为前二者来源于宋代的大晟乐和教坊乐,俗乐则是本土音乐部类。但经细致考察,高丽俗乐实有深厚的中国渊源。为此,应在汉文化区的视野中探讨历史上的文化交流问题,把中国音乐向域外的传播,理解为汉文化区内雅俗文化的转化。其中较具规律性的现象是:中国境内的雅俗关系,往往结构性地移植到域外汉文化地区。技术和物质文明较容易跨越文化隔阂,价值的传播则采用潜移默化方式,故在不同年代先后产生的音乐作品中,中国元素由晦而显地保存在自内容至形式的不同层面。区分雅俗的主要标准一是制度,二是语言,因此,俗文化转变为雅文化的主要方式是进入体制,中国文学的雅俗二分在域外往往表现为汉文学、汉文俗文学、国语文学的三分。     

上古中国人的星辰大海

《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六种以“海中”为名的星占书,主要流传在汉代到唐代,是中国古代天文书的一个特殊品种。从今存约470条佚文看,它们是在阴阳五行等流行观念影响下,经由观察、形成理论、提出预测、加以验证等步骤形成的,一度对社会风尚产生影响。鉴于华夏人的“四海”概念产自齐国,“海”一名出自齐语,其内涵联系于商代人的“玄冥”观念,可以判断,上古中国人对于“海”有两个基本认识：其一认为海是连天之水,因而陆续建立“盖天”“浑天”“宣夜”等宇宙意识,并在齐宣王、闵王时期形成“大九州”学说;其二认为“海”代表“晦暗”的神秘世界,因而产生了强烈的探索愿望,并在战国至汉初形成海上仙山传说和海上求仙风气。《海中占》是在这一背景上产生的,所以其占卜素材以殷周之际、秦汉之际为前后两界。考察《海中占》的来历,有助于揭示上古华夏人海洋观念和星占学的发展过程,以及齐国作为“海王之国”的文化贡献,进而理解上古华夏人面向星辰、大海而展开的知识追求的文化特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