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水审美:从“坐究四荒”到“坐穷泉壑”之变

经历了血雨腥风,魏晋南北朝的文士们完成了从积极参与到达观随遇,从人世的失落到山水的逍遥之转移。宗炳论山水时的"坐究四荒"其实质就是以玄对山水,即以超越于世俗之上的虚静之心对山水。而唐王朝的盛世强音,呼唤着士人们纷纷从山林走向朝堂。宋代更是士大夫的黄金时代,身居庙堂的文人士大夫前所未有的多。这导致一种普遍的审美立场的转变。从宗炳的"坐究四荒"到郭熙的"不下堂筵,坐穷泉壑"反映了山水画的审美从隐逸立场到士大夫立场的转变。相应地,山水画追求的理想意境也从"无人之野"转向"可居、可游"之境。     

宋代书学：'形象喻知'述评方式的落幕及其原因

汉字是先民以'象形'为基础而创造出来的,故'以形写象'的内在诉求极大地促成了'形象喻知'的述评方式在中国古代早期书法批评中的兴盛。但到了宋代,米芾、朱长文等人则提出了'要在入人,不为溢辞'的新的批评观点,当时的书法史论著都不约而同地采用了这种平实、明确的批评文风。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从外因来说,得益于文化向下的系列普及运动,以及宋初从柳开到欧阳修倡导的古文运动。从内因来说,一方面,随着文字的成熟,文字的象形因素已经逐渐减弱;另一方面,'形象喻知'的述评方式必然带来理解的模糊和不确定性,这对于书法技法的传承和书法作品的鉴赏都是极为不利的。所以,'形象喻知'的述评方式在宋代的式微,既是我国书法史学的一个巨大进步,也是历史的必然。     

呼唤中国艺术伦理精神的理性回归

中国远古艺术与伦理素有深刻渊源,“成教化、助人伦”一度为中国封建艺术的重心。但随着中国艺术独立精神的觉醒和非理性发展,中国艺术的伦理精神日渐消失。但当代“艺术独立”并不意味着“道德虚无”,欲建立艺术与社会发展的健康关系,有必要倡导艺术伦理精神的理性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