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收购中实际控制人、股东利益冲突研究

收购对股东来说意味着丰厚的股票溢价,而对公司实际控制人来说,则可能意味着失去公司管理权,因此,大股东往往极力反对收购,而普通股民往往希望促成收购.如何协调这一利益冲突是公司治理的难题.各国立法一般将收购防御措施分为前期防御策略和后期防御策略,分别加以规制.我国收购立法只有后期策略规制,这就等于实际控制人可以利用公司的投票结构,在公司章程中排斥收购--"占山为王".这样少数实际控制人就有可能限制了多数股东的权利.文章解构利用章程反收购的方法对公司、股东、董事利益的影响,从而为理解优化治理、提高公司管理和资源利用效率提供一些意见.     

公司人权及其实践意义

传统的观点认为,公司法人与自然人是有严格区分的,公司没有自然人的权利,也不可能被当作自然人来对待。本文试图通过对公司自然人化问题的研究,说明自然人的权利对公司发展的重要性。在美国,公司被宪法给予人的保护。宪法将本来赋予人的许多权利,诸如正当的程序、合同自由、言论自由等,都赋予了公司。公司人权化被称为是:历史上最强有力的概念和是法学最持久的制度之一,并是一个被广泛接受的概念。从1806年开始,美国的公司就开始了人化的演进过程,其追求国家干预程序正当性的理念与经济法追求政府调控经济的理念背道而驰,使得国家干预主义与自由放任主义在宪法中达到平衡。公司人权以宪法为依据和基准,以人的标准,为保护公司的发展开启了新的篇章。     

司法运行过程的博弈解读

国家司法权利运行一般情况下产生的是正面的效果,但是,鉴于司法过程的复杂性、人的认识能力的缺陷等因素,司法权利运行出错又不可避免。司法权力具有强制性,就像一部运行的卡车。而卡车本身并不可以单独运行,它需要人来具体操作,我们具体操作这部司法机器的人就好像是司机。而司法行政的"对象"在"卡车"的强大力量下是非常弱小无力的,就像是路人。本文正是借用这样的一种比喻,在法律问题的解决中引入了博弈学分析的方法,来帮助理解和解读国家、司法人员和民众三者的关系,从而为减少司法出错的社会成本提出建议。     

征信法律制度的经济学分析

健全征信法律制度有利于克服市场交易中"逆向选择"、抑制市场交易中的"道德风险"、提高市场交易的效率、建立长期博弈的信用。在引入国外征信制度,构建我国征信体系及其法律制度的过程中,我们应当选择最适合中国国情的企业与个人征信模式,立法促进企业与个人信息的开放使用,积极拓展征信体系服务的对象范围,建立健全失信行为惩戒制度。     

晚清驻外公使群体家庭出身述论简

晚清驻外公使群体的家庭出身千差万别，官宦、商贾、农家、寒门子弟应有尽有。由于时局的变革、家风的濡染、父祖的引领各不相同，导致其教育类型、知识结构、仕宦路径、人生阅历、侧身使职的途径也迥然不同。但无论出身贵贱、贫富相差何等悬殊，他们最终都能顺应时流，转变角色，怀抱对国家、民族的终极关怀，跨出国门，走向世界，肩负起历史赋予国人的折冲樽俎、振颓起衰的时代使命。     

刑事诉讼法修改热点问题探讨——山东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导师周长军教授访谈

问:周老师您好,目前我国为深化刑事司法改革推进刑诉法修改完善,学者们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而刑事诉讼法修改中讨论的热点议题是什么呢?     

"恶搞电影"的法律边界

在互联网时代,山寨"恶搞电影"以其模仿特质借助网络助推,迅速成为一种大众流行文化.然而,在快速成长的过程中,"恶搞电影"产业整体也面临一定的制度空白.从法经济学的角度出发,运用博弈理论、参考美国恶搞产业的发展路径及其立法进程,可为我国新型山寨恶搞电影产业的发展提供若干启示.     

公司披露义务在互联网时代下的变迁

1844年,以"合资股份公司委员会"的报告为前身,英国国会制定了1844年<公司法>,成为历史上第一次规定公司披露义务的立法.对世界股票市场的健康发展起到了引领作用.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随着世界进入互联网时代,公司披露的方式已经产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披露手段不断创新,传统的"纸质"披露方式已经几乎完全不能适用社会需要.在披露义务建立160多年后的我国,最近一年由于民众投资意识觉醒,股票开户量曾每天增加30万户、基金开户已经超过9000万户,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已经不再是经济问题,而是影响社会信心、稳定的问题.在这个历史新时期,针对技术进步带来的新形势,文章从保护投资者利益出发,为新技术下公司披露义务的新发展、新手段提供立法建议.     

哈尔滨市回民联合会简介

哈尔滨市回民联合会(简称哈回联),是解放战争时期在中国共产党哈尔滨市委、东北回民支队领导下的区政一级的政权组织。在当时,它的职能大于区政一级的政权组织。它负责领导哈市各区回联分会工作。工作范围只限于解决回族人民内部、及回民与各民族之间的问题。在领导回族群众翻身斗争和组织、发动同族人民支援解放战争,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