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吉尔吉斯斯坦政变看政府合法性的构建

政府合法性既是民众对政府的一种心理认同，又是一种行为接受，如果政府不能有效地满足“被领导者”的要求，就会出现合法性危机。此次吉尔吉斯政变不仅有合利益性缺失、社会异质度高、政治精英失范等内部原因，更有美俄力量角逐等外部原因。所以，政府合法性要在增强政权有效性、“刻写一反刻写”的合法性求证和坚持本土化的民族发展模式中进行构建。     

西部大开发:从农村选择突破口

从农村寻求突破口对中国来说具有普遍意义 ,目前的西部大开发更是如此。从西部农村选择开发突破口 ,关键在于寻求西部地区相比较东部而言的滞后点 ,这就是西部农村工业化和城市化水平太低 ,因此 ,加快推进西部农村地区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应是西部大开发现实的选择。     

西部农村工业化的创新选择

1978年以来 ,农村工业的“异军突起”成为中国经济尤其是东部经济发展的一个亮点 ,目前西部地区的生存和发展仍然需要农村工业的发展。但在世界和中国经济环境都发生很大变化的情况下 ,西部农村工业必须打破传统的发展模式 ,实行彻底的发展战略调整和制度创新     

日本稀有金属进口贸易困境及对策

进入21世纪,随着国际经济格局和稀有金属市场的变化, 日本的稀有金属进口贸易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这些新变化使日本的稀有金属进口贸易陷入困境,并且不可避免地对日本的高科技产业、国防产业及国际关系产生重大影响,进而影响其未来国际竞争力.为此, 日本将采取政府主导稀有金属贸易、在周边寻找稀有金属供应国、通过多元化手段获取稀有金属、加强对海洋稀有金属资源的勘探、开发利用稀有金属的替代产品等各种应对之策,以保障其稀有金属的稳定供给.     

员工激励:国有企业改革的另一种思路

九十年代中期以后,市场环境日趋多变,竞争日趋激烈,员工积极性高低已成为企业绩效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重视员工激励理应是国有企业改革的另一种思路。     

从“先富”带动“后富”角度解析区域共同富裕困境

“先富”带动“后富”面临的困境已成为我国区域共同富裕的“瓶颈”,而这些困境与我国发展实际密切相关:从市场内看,由于发达地区吸收劳动力转移的不完全性以及国内地区间贸易联系弱化等因素,使依靠“涓滴效应”实现“先富”带动“后富”的效果并不显著;从市场外看,由于缺乏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道德等因素以及我国地区差距产生的特殊性,政府、先富地区和企业带动“后富”的努力也未取得预期效果.因而从市场内外两个维度创设“先富”带动“后富”的条件,提高“先富”带动“后富”机制的运行效果,是解决区域共同富裕的关键问题.     

中美新能源合作对两国关系的影响

新时期中美新能源合作拓宽了中美关系的边界,增加了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和“身份”认同,重塑了两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负责任”的大国形象。但中美新能源合作依然面临“技术管制”、“碳关税”、“产业补贴政策”等阻力和障碍,这些因素甚至会影响到中美经贸和政治关系的发展,中美双方应该继续强化积极因素,消除不利因素,促进两国新能源合作。     

党的十六大后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西部经济思想的深化与发展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人将西部地区的发展视为一个关系全局的战略性问题,以毛泽东、邓小平和江泽民为代表的中央领导集体依据不同时期的国内外形势,对如何发展西部经济,提出了不同的战略构想,并形成了一脉相承的中国共产党西部经济思想体系.党的十六大后,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从新时期中国和西部变化着的实际出发,对西部开发政策进行了适当的调整,形成了一系列适应新形势、新要求的西部发展观,大大深化与发展了中国共产党的西部经济思想体系.     

高速增长时期地区经济的协调发展问题

本文通过对地区间发展差距扩大原因及后果的分析，提出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受资源限制，一国经济总是或多或少地形成集中于一极的状况，这在促进整体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也激化了原有的地区间所存在的矛盾，使地区间发展不平衡问题逐步扩大。这一问题如不妥善解决，将阻碍经济的进一步增长以及社会的稳定。中央政府应承担起主要责任，把地区间发展差距控制在合理限度内，以实现地区间经济的协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