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与中国社会研究

城市化运动的展开,城市的发展,城市在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系统中地位的迅速上升,是近三十年来中国演变历程中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如果我们无法充分认识到"现代城市"之于中国所具有的意义,那我们就无法真正说明当今中国社会变动的逻辑。普遍存在于中国学术界和文化界的城市想象,以及城市学研究中存在的学科间分异的现状,都不利于对中国城镇传统和现实中国城市社会的研究。现代城市不仅受到现代国家、市场以及社会的诸特性的影响,它自身的结构也构成了国家、市场、社会及其相互间关系变动的特殊驱动力和规定力量。从城市维度切入可以发现:国家对于当今社会的日常生活具有特殊的干预力。无论是城市社会研究还是以城市为重要维度的社会研究,都是从事中国社会研究的学者面临的挑战。     

“农民工”:制度安排与身份认同

本研究从“市民权”概念入手,探讨乡城迁移人员成为“非市民”的制度背景和身份建构机制。笔者认为对既有户籍制度的政府需要是户籍制度及“农民工”制度长期被维持的基本背景。而目前中央政府的放责放权与地方城市政府的自利自保倾向并不利于“农民工权益问题”的真正解决。与此同时,作为中国社会中的第三种身份,“农民工”的被建构和被广泛认同,既构成了现有“农民工”制度的合法性基础,也影响了乡城迁移者的权利意识和利益表达行动     

中国城市户口和居住证制度下的公民身份等级分层

本文引申T.H.马歇尔关于"公民身份"的涵义,分析中国城市的户口和居住证制度下的公民身份等级分层。通过比较1978年以来中国一线城市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的变化,分析特大城市户口之门打开的进程,并以上海为例,剖析外来人口获取城市户口和公民身份的制度途径。上海建立了基于户口与居住证的人口登记和管理制度,形成公民身份等级分层体系,根据外来人口贡献大小赋予差别化的公民待遇。政府通过出售差异化公民身份换取城市发展所需人才、资金和廉价劳动力,而无须承担大部分外来人口劳动力再生产成本。     

城市开发与住房排斥：城市准入制的表象及实质

通过对城市的各种政策文本以及政策演变轨迹的分析,认为当代中国城市中各种外来人员特别是乡城流动人员的权益状况、生活状况是制度性、政策性排斥的可预期结果。既有的户籍制度正在被包括住房制度在内的一系列城市新制度有效整合,成为城市新的排斥系统的构成要素之一。     

关于在青年社会学中导入角色理论的理论思考

社会学的青年研究如何从“青年学”中分化出来 ,青年社会学如何理论化 ,这些是我们正面对的课题。事实上 ,这也是各国社会学界的研究者们在不断思考、探索的问题。本文意在说明将角色理论 ,特别是“角色类别”概念导入青年社会学的理论意图 ,并尝试着提供一个运用角色类别概念考察中国青年问题的视角。一、角色类别 :一个视角“角色”(ｒｏｌｅ)概念在社会学中被广泛运用 ,其理论的展开也呈现多种多样的面貌。通常 ,角色被看作为联结社会与个人所不可缺少的因素 ,亦即社会与个人的媒介。更有意见认为 ,“角色并不只是作为性格结构与社会结构…     

近代苏州棉布染织工场发展简论

鸦片战争后,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给我国传统生产方式带来了广泛、深刻的变化。对近代苏州棉布染织业工场的发展历史的考察,可以帮助对近代中国棉纺织工场的发展及内部情况加深了解。鸦片战争前,我国尽管在某些行业中已零星出现了新的生产方式,但在手工业诸行业中分布最广、地位最突出的棉纺织业内,却几乎没有资本主义萌芽存在。仅有的例外是苏州的棉布整染业,那些由厂商直接经营的染坊、踹坊,形成了“商业资本同工业资本之间最密切的不可分割的联系”,具有“工场手工业的一个最明显的特点”。而作为纺织业主要工序的纺与织,当时苏州则基本停滞在个体性质的家庭手工业阶段。在城市,手工纺织业同样以家庭副业的形式广泛存在,康熙长洲县志载:“(长洲县)地产木棉花甚少,而纺之为纱,织之为布者,家户习为恒产,不止乡落,虽城中亦然。”     

“转型”、“发展”与“现代化”:现实判断与理论反思

现代化理论和转型理论、发展理论被认为是中国社会学界用以阐释中国现实的最主要的几种理论范式。本文分别分析了这几种理论对中国现实的解释力和局限性,在此基础上对"现代化"概念在中国的多重维度作了重新梳理。作者强调,"现代化"在中国不仅是理论范式和社会过程,它还是近代以来被民众广泛共享的价值理想。对"现代化"话语的简单否定和抛弃,不仅可能带来"转型"、"发展"话语中价值目标的暧昧化甚至丢失,也会导致民众价值诉求的力量的弱化。     

市民的法意识--关于上海市行政处罚听证制度

法意识是社会成员的法行动的重要规定因素,而法意识调查是人们掌握、理解法律制度的现实功能的必要途径,对法律制度的建设和改进具有关键性意义.因之,在一般法治国家,法意识调查已成为法学研究和法律社会学研究的重要内容.本文在问卷调查的基础上,探讨了市民的法意识及对制度的关心程度.     

异常性揭示与正常性赋予:社会学的历史使命与时代课题

社会学自诞生之初起,就蕴含着正常性—异常性的命题,而所谓社会学的激进性格,其实就是指它应该具备从正常中发现异常的意识和能力,对社会异常性的揭示通常也是社会变动的驱动力。在中国社会的自我正常化运动中,社会学者承担着正常性赋予以及异常性揭示的多重使命。而在扮演社会命名师、鉴定师的过程中,学者培养并保持自身对正常社会的想象力以及对社会异常性的洞察力,是中国社会学者面临的时代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