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建成经济中心城市的战略选择

一、深圳加快建设经济中心城市的现实涵义把深圳今后几年的发展目标定位为建设经济中心城市是否恰当？这个发展定位对深圳意味着什么？我认为，这个问题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认识。首先，要求深圳加快建设经济中心城市，是对深圳目前已具有的综合经济实力的肯定。建设经济中心...     

清末上海通商与社会心态变异

对外通商是清末上海崛起的基点与动力,是上海发展的方向与轴线。它使商人成为上海的主角,近代商业意识与文化成为这个特定社会的精神主宰:赢利至上与金钱万能的思想支配着人们的行动,竞争意识与冒险精神得到社会的鼓励,生活方式与消费心理日益远离传统农业社会的崇俭观念模式,为商人与市民所偏爱的通俗文化逐步兴起而成为一种新潮。对外通商还造成了一个全国范围向上海移民的动向,使上海成为一个移民的社会,这种五方杂居、客籍多于土著的移民社会特征带来了深刻的社会影响:上海既是本国多元文化的汇聚地,又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中心,各种文化之间既相互渗透又相安并存,人们的心态不断游移变异,思维空间日益扩大,商业竞争氖围日趋强化,会馆文化与帮会文化逐渐发达,移民对本体文化开始了重新认同。对外通商带来的社会心态变异过程实质上就是人的近代化过程。     

开埠通商与近代中国的城市化问题(1840-1911)

鸦片战争以后,开埠通商现象对中国近代城市化进程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一方面它扩大了原有的城乡差别,诱发农民进城谋生,改变了传统农本经济的超稳固状态,使部分农业从属于商业,部分乡村经济成为城市经济的附庸,从而启动了中国近代的城市化运动;另一方面,在半殖民地半封建历史条件下,它却未能助长中国工业化的正常发展.工业化不足与农村传统经济的存在,削弱了人口的“推拉”作用力,因而延缓了中国的城市化进程。     

建构21世纪中国的国际性城市体系

中国的现代化应建立在国际化发展的基础之上 ,而所谓现代化国际性城市是社会经济国际化的中心。是提升我国经济国际化水平的前提与基础。在 2 1世纪的上半叶 ,中国可分两个阶段建构起一个较有实力的国际性城市体系。我们应尽快将建设国际性城市的设想与方案写入国家的长远发展纲要中 ,有计划、有步骤地推进实施     

新发展观:从经济体制创新到社会全面进步

深圳经济特区在过去 2 0年里 ,形成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以观念创新、体制创新和技术创新为主题的发展观 ;在新世纪里 ,特区应拓宽创新领域 ,增强创新活力 ,全方位探索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新路子 ,核心是社会的全面进步     

认知空间的扩展与近代心态的演变——晚清同光之际上海人社会心态发展的若干考察

本文在对晚清同治、光绪之际(1872～1882)上海地区认知空间的扩展进行详尽的内外考察和计量比较的基础上,探讨其对当时上海人社会心态发展的历史作用。作者认为,上海从一个滨海县城一跃而为中国对外贸易中心和公众信息中心,主要是由于非官方商业力量的推动、以租界为代表的文化移入社区的形成以及上海先一步进入近代信息社会的时代条件和作用。这一特定的社会环境使上海人的认知空间的扩展成为可能和必然。认知空间扩展的先导作用使得上海人的社会心态趋于外向型和开放型。它改变了人们原有的知识结构,更新了人们的思维模式,为社会进一步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心态条件。而中国传统的封建制度及其思想对认知空间扩展的制约所形成的局限亦对上海人社会心态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     

九招把压力“管理”起来

如何才能化压力于无形?日前,专家针对这一现象提出了职业压力管理的概念,如果无法彻底消除这种压力,那么不妨缓解或分散压力。方法多种多样,根本原则有一条:要么改变     

近代广东旅美华侨与岭南文化的传播

近代中西文化传播是双向的文化互动，一批敢闯天下的广东人在旅居美国之后，以不屈不挠的生活信念和执着的文化归属感，使中国文化特别是岭南文化成为跨海之风，吹向太平洋彼岸，显示了近代岭南文化奇特的对外传播功能。分布在美国各个城市中的唐人街是保持在西方社会中的岭南文化“飞地”，一些并没有多少文化的广东侨民，以保持完好的独特的岭南生活方式向世人展示了中国文化的魅力，以粤语、粤菜、岭南服饰、岭南建筑为载体的中国岭南文化因此而渐成近代世界文化交流史中的奇葩。     

孙中山的经济现代化理想与深圳经济特区的现代化实践

孙中山经济现代化思想包含有十分广泛的内容 ,但其中有不少思想与目前中国现代化建设实践中所面临的问题十分接近。深圳作为经济特区是以对外开放带动经济发展 ,这与孙中山试图以开放引进先进社会生产力 ,推进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的思想是相通的。孙中山一方面主张学习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运行机制 ,同时又重视政府在重要资源配置中的积极作用 ,强调国家的经济命脉应由政府控制。这与目前深圳正在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也有相通之处     

康梁维新派与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高潮的兴起

甲午战争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两翼同时登上历史舞台,提出了各自的救国方案。康梁维新派举起“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的旗帜,在戊戌维新运动时期,掀起了传播西学的热潮,在西学广为传播的前提下,陶铸了自己的思想武器——新学,并找到了学习西方的途径——以日本为师资,最终确立了以君主立宪制度取代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救国方案,对于资产阶级革命派进行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国的斗争,客观上起了开辟道路、准备舆论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