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功能对等视域的法律翻译

作为一类特殊文本,法律的翻译必须将准确性置于首要位置.奈达的功能对等理论为法律翻译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指导思想.文章从词汇、句子、篇章及文体四个方面探讨了功能对等理论在法律翻译中的具体应用,并得出结论：法律翻译应尽量追求原文与文本的功能对等.     

明专制政体下儒家士大夫的宪政理念与行宪努力——从刘宗周之末世谏诤看

明太祖之祖制,相对而言是中国古典政治中皇权专制比较强烈的制度,然经儒家士大夫的努力,已有所化解。作为亡国之君的崇祯,是明代君主中之专权者。本文通过刘宗周对于崇祯的谏诤,揭示儒家士大夫的宪政理念与行宪努力。君道极至,在于无为,此为"虚君"之理念。落实于明代政治制度而言,如刘宗周所争,则为以票拟归内阁,以庶政归部院(包括以刑狱付法司),以献可替否付言官。     

王阳明《大学问》来历考

《大学问》是王阳明晚年重要著作,有关《大学问》的成文、刊刻经过则只有其弟子钱德洪有比较详细的说明。本文通过相关文献梳理,对钱德洪有关《大学问》来历之说有所疏证,以明其所言《大学问》于成文前即为师门“口口相传”的“教典”非无稽之谈,而从嘉靖丁亥笔录成书至嘉靖癸巳、甲午之际其弟子方将之公开刊刻,体现了他们对于师嘱的遵从。     

儒家哲学中关于“命”的学说

作为中国哲学的一个重要范畴，“命”是儒家自然目的论与自由意志观的核心范畴，是儒家的道德的形上学的架构基石。儒家哲学所讲的“命”、“天命”，有命定论意义上的含义，更有自然目的论上的含义，两种含义很长时期里被并用，到朱熹时，才明确区分了二者的差别。儒家学者对宇宙人生的态度和理解，基本上就是他们对于“命”的看法     

生活、哲学与信念——评黄玉顺的"生活儒学"

黄玉顺先生的“生活儒学”是近年兴起的“儒学复兴”、“文化保守主义抬头”诸般思潮中的一种。在“哲学”式微的现代,“生活儒学”执持于从“哲学”与“形而上学”的进路复兴“儒学”,无疑是发人深思的。而如何理解“哲学”与“形而上学”,乃至于如何定位“儒学”中的“生活”观念,则是应该深入探讨的。     

邸报与中晚明的公开议政

作为处理公共事务的政治治理,政治的生命与活力在于公开,公开方可赋予政治治理以理性精神。以儒家传统话语而言,则为决之“公论”,“公是非于天下”。然而这一点的实现,则需要相应的媒介作为载体。本文所探讨的邸报,就是“公论”与“公是非”的介质。中晚明的邸报,其承载内容之全面,覆盖范围之广,传播速度之快,不仅使明代政治呈现高度的公开透明性,而且有效促进了儒家士大夫的议政热情。晚明的“清议”风行,也与此有很大的关联。以明代历史沿革而言,邸报之从无到有,至万历臻于极致,进而延续至明亡,体现了儒家士大夫为实现自身的政治理想于政治制度建置上的努力。     

译本顺应与文本旅行

翻译是一种文化旅行,是从一个文本到另一个文本、从主方文化去往作为他者的客方文化的一次旅行。当文本进入新的文化场域时,往往会受到新的主流文化的抵制,给翻译带来了一定的难度。本文从顺应论的角度探讨了文本旅行到新的时空场域中对目的语的顺应情况,并得出结论：翻译的全过程是个不断顺应和选择的过程。译者在理解原文的阶段,运用顺应理论,根据原语产生的时空背景,进行推理和探究,达到理解原作者交际意图的目的。译者在译文表达阶段,运用动态顺应的原理,在众多的语言中选择,找出最能让译语读者接受的语项,从而顺利地达到交际目的。     

补王化之所未逮：儒教国家之佛教社会化功能的角色定位

一般而言,佛教在传统儒教国家是一种作为“异端”的存在,因此有儒家士大夫之“辟佛”。然而,逐渐融入中国传统社会生活中的佛教又承担了某种不可或缺的社会功能,所谓补王化之所未逮,这一点也是儒家士大夫所认可的。本文从以下三方面阐释了这种社会功能：其一,慎终追远;其二,祝釐祈福禳灾;其三,慈善。特别是第三点,佛教之慈善几乎在古代社会生活中无所不在,并在这一点上与儒教士绅之社会角色有重叠与相合之处。     

翻译改写中的民族情感介入

翻译改写是翻译实践中的一种常见现象,影响翻译改写的因素很多,本文试图探讨译者民族情感对翻译改写的影响,指出一个民族的爱国情感,审美情感和价值情感都会影响翻译的改写.     

书院与官学教育——以明代为例

本文是基于与官学教育相比较，对于明代书院形态的考察。古之官学教育不同于今日专业化、职业化教育，它直接与科举制相匹配，用意在于预养未来可能的政府官员。同时，不能通过科举选拔的士子，亦可为地方乡绅，成为社会自治的中坚。这就是养士、造士。书院并非制度化的官学教育，但它教养对象的主体，却正是官学教育的生员，这一点耐人寻味。而书院则以其灵活多样的个性化教育，更能实现养士的目的。本文从师道尊严、作养士气、教育形式、人文底蕴、资金来源与生员自治等方面，重点考察了书院较官学教育的优长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