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之时者"与历史地思——马克思与儒家在运思方式上的契合

儒家思想有其强烈的时间意识和历史感,这是它同马克思主义能够相契合的一个重要缘由。因为马克思所特有的运思方式,就在于在西方哲学史上恢复了对时间性的信赖,开辟了"历史地思"的独特路径。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在运思方式上的一致,才是两者实现其可能之会通的根本前提。因为它从哲学意义上保证了会通双方在元问题(meta)层面上的契合。     

反思“五四”:中西古今关系再平衡

百年前的五四运动是中国现代史的发端性事件,如何估量和处置以儒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及其与西方文明的关系,是五四时期所面临的重要问题之一,至今仍有巨大的现实意义。2019年5月,山东大学《文史哲》编辑部主办"儒学价值及其现代命运:五四百年纪念"高端论坛,本期所推出的这组笔谈,即属此次学术研讨会的部分成果。其中,杨国荣先生由"五四"核心概念(科学和民主)与儒学核心观念(仁和礼)之间的相分相融,提出"五四"思想家尽管趋向于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划界和对峙,但深层观念依然与传统相涉;罗志田先生提出,"五四"对个人的一度看重虽更多是受外来影响,但我们不宜忽视中国传统中本有一个顶天立地的个人,而"五四"使个人脉络化的"近代中国特色",却疏离于近代西方和中国古代的个人观念;温儒敏先生认为,以"五四"为"全盘性反传统主义"的观点是浅薄的,真实的历史是"五四"既颠覆传统,又赓续和再造传统,"五四"先驱者批判礼教,是儒学的转机而非灾难;何中华先生从唯物史观的视角,指出"五四"未曾正视和深究"民主"与"科学"背后的历史根源和社会基础,"文化决定论"试图从观念层面出发倒逼出政治制度安排和现代经济体制,存在着因果关系的某种倒置。相信此组笔谈,对于相关研究将有一定的启发和推动作用。     

人与环境的关系:反思的历史和历史的反思

人与环境的关系具有辩证性质,但人类对它的反思却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才逐渐成熟起来。从西方思想史看,自古希腊以来,人与环境的关系问题被置于主客二分的对象性框架内,并作出了人类中心论的诠释。尽管近代思想家提出了人与环境的互动问题,但却陷入了折衷主义立场。只有马克思才对这个问题作出了合理说明和科学解决。他在人的实践活动基础上,扬弃了人与环境的矛盾,为我们对人与环境的关系展开历史反思提供了方法论启示。     

从生物多样性到文化多样性

从生物多样性到文化多样性，既凸现出当代人类的生存困境，也昭示出人类在新世纪摆脱危机的前景。生物多样性对于物种的保存和人类生存具有前提意义；同样地，文化多样性对于人类及其文化的存在和发展也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如果说，工业化时代危害的主要是生物多样性的话，那么，信息时代危害的主要是文化多样性。为了实现人类文化的可持续发展，必须采取切实有效的步骤来保护文化多样性，如在不同文化之间确立建设性的对话关系、在全球化背景下推动本土化进程、在２１世纪建立多极化的国际关系格局等     

从“理解”与“解释”的区分看马克思哲学的实质

"理解"和"解释"的分野,一开始主要是在方法论层面上被意识到的,其直接背景是为了抵制自然科学方法的独断,凸显人文学科的独特视阈.海德格尔则真正地揭橥出这一区分的存在论含义在于:它不仅仅昭示了一种独立于自然科学之外的特殊视野,更重要的是它还确立了一种把握人的存在的独特领会方式.其实,后者在马克思哲学语境中被折射得尤其突出,它意味着超越那种把世界当作感性对象的直观态度,从而达到一种新的姿态,即从人的感性活动这一原初基础出发去体认和领会世界的批判性反思和变革,这也就是马克思所主张的"实践的唯物主义"态度.     

重读卢梭三题

卢梭及其思想是一个说不尽的话题，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下人们可以从中读出不同的意味。这正是一个真正思想家所必然具备的特征。那么，在２０世纪行将结束之际，我们重新解读卢梭，将得到怎样的启示呢？一、反文化：自然主义立场卢梭留给人们的最深刻印象莫过于一个反文化者...     

现代性与"人之死"

从历史上看,以启蒙精神为代表的现代性既拯救了"人",又葬送了"人"."人之生"和"人之死"均源自同一个基础、同一个事件.这一悖谬正是启蒙的辩证法.现代性对"人"的解构,无疑是一个多层面协同的历史进程,它体现在世俗基础、制度安排和学理依据等不同维度.     

“人性”与“哲学”:一种可能的阐释

人性问题作为人及其存在的始源性和本然性问题，它同哲学的合法性问题内在相关。人的肉体存在和精神存在的二重化，构成人类学本体论悖论。历史上真正的哲学家都对此有着深刻的体认。精神存在对于肉体存在具有优先性和至上性，从而构成人和人的存在的内在理由。对人的二重化的分别确认，形成了人性论上的性恶论和性善论之分野，它们折射着经验立场同超验立场的对立，并塑造了完全不同的哲学传统。     

评哲学研究中的几个误区

建国以来的哲学研究虽然取得了长足进展，但也存在着某些误区：一是前提与理由的混淆。这一误区导致还原论和发生学方法在哲学研究中的误用，它主要表现在本体论、价值论、人学的研究中。二是“是”与“应当”的混淆。这一误区包括把“是”归结为“应当”，和把“应当”归结为“是”两种相反的偏执。前者导致实用主义的保守立场，后者则陷入实践上的“乌托邦”悲剧。三是超验与经验的混淆。这一误区使哲学走向了经验立场和实证视野，从而妨碍了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真谛的正确把握，以致于在前马克思的水平上解读马克思。     

“科玄论战”与20世纪中国哲学走向

“科玄论战”作为一个富有象征意味的文化事件，昭示着２０世纪中国哲学的基本走向。科学派与玄学派的对峙，在时代性、民族性和人类学本体论等不同维度上，表现为新学与旧学、西学与中学、理性与价值之间的冲突。科学理性所内蕴的走向科学主义的基因，中国文化在特定历史际遇的选择，决定了科学派的生成。科玄两派分别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和现代新儒家的兴起提供了思想史背景。科学主义的解读，影响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全面诠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文化和现代新儒家的科学化趋势，显示出理性与价值相整合的取向。它在很大程度上规定了２１世纪中国哲学所面临的历史使命。理性与价值能否整合及如何整合，将成为新世纪哲学无法回避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