芳名遗踪:宋代女性人名用字探考

在两宋历史中,相较于男子而言,留下名字的女子实在太少。就目前已搜寻到的宋代女子名字中,大致呈现出或带女性称谓,或多叠字,或有显现女子品行、智慧之词,或与佛、道信仰有关等特点。透过这些命名的特点或可窥见,在宋代,女子留名者多具有大致相同的职业或社会阶层;女子是否已婚,也在女子命名或称谓中显现出来。这表明,男尊女卑的现象一直贯穿于中国帝制时代,女性的地位日益下滑,即便在文化昌明和经济发达的两宋社会,仍然如此。     

由"职"到"役":两宋乡役负担的演变

作为职役之一,乡役是宋朝乡村民户的一项徭役负担。在维护社会秩序、征收赋税等诸多方面,处于国家和乡村社会之间的乡役人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由于“职役”的特性,在官僚士大夫和广大民众的心目中,其社会形象有很大差距。随着社会的演进,乡役制度发生了由“职”较为突出到“役”日益凸显的变化。而这些变化则反映出宋朝内外交困、国家财政入不敷出的实况。在这一景况下,国家不得不更多地剥夺广大民户的利益,并以牺牲、侵夺国家政权“神经末梢”的乡役人的利益为代价,来维持国家的长治久安。     

宋代国家权力渗透乡村的努力

自中唐以降至两宋,国家权威朝向乡间渗透的趋势极为明显。在国家举措的设计方面,主要表现为户等制、乡役制、保甲制等乡村管理体制的制度化,凸显出国家公权力在基层乡村的话语表现欲望;纲常教化观念的传布与渗入,则是另一渠道的表现。就两宋而言,这一渗透的深度是有限的,但却与唐宋社会发展变革诸因素密切相连,对赵宋国家和基层乡村社会影响深远。     

宋朝的乡役与乡村"行政区划"

两宋乡役是与乡村"行政区划"既有重叠又有区别的一个历史专用名词,它不仅体现为皇权的"神经末梢",同时也是具有以民治民的"民治"意味的乡村管理体制,但却不是一级完整的行政区划,更不能称之为一级行政机构。这是由"职役"制度的本质、特性所决定的:它既体现有"职"的成分,也含有"役"的成分,二者构成一个整体,不可分割。     

官府与寺僧:宋元明公益活动的历史书写——以闽南为中心的考察

存世资料显示,宋元明历史时期的闽南,参与公益活动的社会群体,最显著者乃寺僧。他们持续积极投入其中,但更多显现为在官方主导下进行,从中可见闽南地方社会的多元立体面相。在各个社会群体的参与互动下,公益活动的蓬勃发展,昭显出地方社会的良性运行。然而,相关文献遮蔽的孔隙中又显现出,寺僧参与社会公益具有主导性、私利性。官方主导的话语表露,有着更多的历史隐情。追索历史记忆的书写与存世状况可见,僧寺以其雄厚的财力和影响力持续参与社会公益,却难以与官府、儒士群体力量的壮大与历史书写的增多相比,话语权的拥有导致了官府为主导更多参与其中这一历史面相的呈现。     

分工与合作:两宋乡役职责的演变

征税派役、治安管理等乡村社会秩序的维护,是两宋乡役的主要职责。不同职责,国家规定由不同色役分别掌管,但由于积贫积弱,内外交困等国势,在实行中却往往是混合执行。从唐、元前后两代的沿革来看,宋代乡彼职责及其所反映出的社会发展过程,其特点则更为明显。     

宋代的富民与乡村治理

依靠乡村富民作为国家政权的"神经末梢",参与乡间基层社会的管理,是两宋政府的统治理念之一。这一制度在 实施中产生了较好的社会治理效果,尤其是在乡村税收、治安管理等方面较为显著。但同样也存在着一定的消极影响。居 乡富民不但有"豪横"和"长者"两种社会形象,更多地则为自己的生存状态考虑;二者兼有,应是最为普遍的社会常态。     

唐宋时期乡村控制理念的转变

由唐入宋,王朝的乡村控制体系发生了转变.不但外在形式上出现了由单一的乡里制向乡役制、保甲制等多种形式的转变,出现了由前后海内一统到因地制宜、因俗而治、随时而变等注重时、空差异的转变,而且参与"治民"的人的身份也从乡官转变为乡役.赵宋王朝的乡村控制理念看似更务实,更理性,实际上仍出于应对唐宋社会大变局的考量,更因疲于应对内外交困的政局所导致.朝廷上下缺乏长远政治眼光和行政策略,官僚士大夫们之间因党争政见不同而导致"变革"不休,州县官府和乡村社会因制度的朝令夕改而无所适从,这些都直接导致了乡村秩序的混乱.     

宋代乡村精英与社会控制

在宋朝乡村社会中 ,乡里和都保甲制的头目 ,宗族和家族的族长、家长和房长 ,一部分居住于乡村的形势户、士人和一些僧道 ,构成宋朝的乡村精英 ,并成为介于专制政府和乡村广大民众之间的中间枢纽 ,填补了国家行政和广土众民之间的“权力空隙”。这一社会群体在两宋时期的社会控制中起到了较为重要的作用 ,既体现出国家行政权力向基层社会延伸的努力 ,又显现出国家对乡村社会控制的强化 ,而所有这些都对赵宋王朝的长期延续和社会发展影响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