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极文化”视野下的中国电影美学

第三极文化理论对中国电影美学建设具有启示意义,在第三极理论的视野下,对中国电影的美学渊源、美学精神、美学内涵进行重新观照,有助于解释或解答许多困惑性的问题,尤其对中国电影的民族化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价值.     

品味克莱夫·贝尔的“意味”

英国视觉艺术批评家克莱夫·贝尔（ＣｌｉｖｅＢｅｌ）的“艺术乃是意味的形式”命题早已为人所熟知。但学界对此命题的阐释和理解却很难令人满意，对已成为艺术家们口头禅的这一著名命题，只是指出贝尔论证上的某种失误（如中外均有人指出贝尔犯了“循环论证”的错误，即用“有意味的形式”和“能唤起人们审美感情的形式”互释）是远远不够的；也不能将此命题视作只是一个有关绘画艺术的形式主义命题，而对其深刻内涵不做发掘；更不将之联系于其美学思想整体和美学史资料及思想背景，尤其国内美学界对贝尔将“意味”与“终极实在”相联系所作出的近乎简单的否定也似有商榷之处。鉴此，本文力图将“有意味的形式”加以重新“品味”，特别对其中的“意味”联系中外美学思想及贝尔的美学整体加以较为细致的理解和阐发。这样做的结论是：贝尔美学的核心和有极大启发性的部分恰在他的“形而上学假设”即把“意味”与“终极实在”相联系及有关艺术与生活，艺术与社会关系的思考中     

中国电影与中国社会主题的互动

百年中国电影可划分为五个阶段,即20世纪30年代以前;30、40年代;50、60年代;80年代;90年代至今.从对这些阶段的扫描和分析中,我们可以发现,每个阶段的中国电影都与相应历史阶段的社会主题相呼应.在一定意义上,中国电影是百年中国社会风云变迁的"文化症候".根据这样的基本认识,笔者在此尝试对百年中国电影做一社会文化分析.     

美学的精神

美学是在感性现实基础上解决人类生存的方式之一。而人类生存或存在的最基本方面，从根本上来讲就是理想和现实的关系问题。理想作为人类生存的最高目标，是人的生存的终极意义所在，因而对这一境界的追求，就必然是对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追求，但它又必须落实在人的现实存在的基础上。因此，解决理想与现实的关系，探求人类生活终极意义。这就是美学的精神。     

殊途而同归——席勒和庄子美学之比较

席勒和庄子,一个生活在十八世纪的德国,一个是先秦时期的道家代表人物。地域相距千里,时代相隔千年,而他们的美学思想却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在自由这一共同主题下,他们美学的出发点、思想方法和美学思想的实质都殊途而同归。作为两个分别在中西美学史乃至哲学史上有着显赫地位与重要影响的人物,对其美学思想做一些比较性探索和研究是不无益处的。 一、他们所处社会背景和思想方法的相似 席勒诞生和生活在“政治和社会生活是可耻的”十八世纪的德国,与英法等国相比,此时的德国还是一个政治上四分五裂、封建主义生产关系占统治地位的经济落后国家。整个德国处于灾难深重的屈辱状态下,德意志民族在腐朽的封建专制下痛苦地呻吟,“只有在我国     

论电视的道德意识和文化内涵

中国电视节目在争取可视性与收视率的同时,应当提升和关注电视的道德意识,歌颂真善美,抵制假恶丑。电视文化应该有一定的道德规范,必须以提升人的道德情感为己任。     

庄子审美心胸理论是道家美学之魂

庄子美学的最深刻处 ,在于把美与艺术同人类生活中超功利的自由境界联系了起来 ,在一种看来是消极虚幻的形态下 ,深刻意识到了审美与超功利的生活态度的联系 ,审美和艺术在庄子及道家那里不只是一种经验事实 ,更重要的是审美和艺术与人所向往追求的理想生活境界的沟通 ,在于它们是个体生命自由的无限延伸。     

魏晋风度与审美

时至魏晋,中国美学开始其“二度黄金”时期,以士族为代表,形成一种逍遥世外、任情放达、风神萧朗的所谓魏晋风度。它是魏晋玄学所孕育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也是魏晋美学的感性显现。 一、魏晋风度的玄学底蕴 魏晋风度是魏晋玄学的产儿,而魏晋玄学的出现主要是由两个方面的因素决定的。     

论中国电影中的知识分子形象

从文化学的角度分析百年中国电影中所塑造的知识分子形象,对此,他们可分为人生道路的追索者、民族传统美德的承载者、传统文化人格的体现者和传统文化的批判者四个群落。结合具体影片予以阐释,这既是对百年中国电影知识分子形象画廊的一次纵向检视,也是对其所蕴涵的文化内涵所做的横向剖析。     

西部电影的困顿和重塑

西部电影之于中国电影,已经有20多个年头,遗憾在于在20世纪80年代的辉煌过后,虽然每年都有新片子面世,但与最初人们对它的期待和反响相比,西部电影似乎已经淡出了电影观众的视线。可以发现它经历了从启蒙到狂欢、从"影以载道"到"能指的狂欢"这样一个过程,商业元素和商业意识的缺乏是导致其衰落的要因,那么重塑之路也就可想而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