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美国华人学者视阈下的中国特色发展道路

在美华人学者,由于其特殊成长经历以及无法割舍的母国情结,加之接受过较为系统而全面的西方学术训练,深谙西方的话语体系。故此,他们对中国发展道路的理解和解读往往有着有别于西方学者和国内学者的看法和观点。美国华人学者对于中国发展道路的解读主要有"自由资本主义成功的典范"、"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发展之路"、"注重实效的实用主义发展之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之路"等几种代表性的观点。就其解读而言,主要有注重探寻中国发展道路中的中国特质、主张整体性视角下的多维度研究、具有浓厚的问题意识和忧患意识等几个特点。对于美国华人学者的解读,我们应该具有中国式的立场和态度,即用中国学者的主体性态度进行审视,一方面必须看到他们的解读存在无法避免的偏差、误读甚或偏见,另一方面我们决不可因此而忽视他们的研究成果。建立在分析和批判基础之上的借鉴,以吸取对自身有益的营养,创立一种对中国特色发展道路的新的诠释思维和范式。     

略论美国汉学的成功之道及其对中国文化发展的启示

20世纪初的美国汉学,还处于起步阶段;然而,到20世纪50、60年代美国已成为汉学重镇,发展到今天更是世界汉学引领者。美国汉学之所以能够由蛮荒之地发展为无可否认的世界汉学重镇,与基于现实需要转变汉学模式、雄厚资金的注入及其合理利用、重视知识移民所带来的汉学知识及方法等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美国汉学的这些成功经验和举措,对于今天中国文化发展具有深刻而现实的启示意义。     

略论美籍华裔史家对建国初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评价及其思考——以"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的评述为考察中心

为建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近代史学研究体系,新中国史学会组织编纂了"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对这套资料丛刊,旅居美国的中国史家高度关注.在他们看来,这套资料丛刊虽存在过于强调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外文史料收录存在严重欠缺等局限性,但总体上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学术价值.旅美中国史家的评述告诉我们,新中国初期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虽被诬称为"意识形态化的学术",然并非毫无学术价值.事实上,这一时期虽是一个学术为政治服务的时代,但它同时亦可理解为史家以积极姿态介入现实需要的时代,这种基于现实需要出发的研究,既是史家时代精神的一种体现,同时他们的研究亦蕴含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新中国成立前夕在美中国史家归国原因探析

自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学人赴美渐成潮流。在这股赴美洪流之中,不乏从事中国文史研究之人。值得注意的是,大多数赴美中国史家都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后相继归国。促使大多数赴美的中国史家最终选择归国之原因主要有美国汉学的边缘性及其薄弱、美国对华人学者的歧视、中国史家强烈高亢的民族意识、新中国的吸引与积极召唤等。     

试论费正清对中共革命及社会建设的认识

费正清不仅是美国著名的中国史专家,同时也是中共革命及社会主义建设的见证者和记录者。基于自己的切身体验和观察思考,费正清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认识几经变化：新中国成立前,迷恋与赞赏中共革命;新中国建立初期,拒绝与仇视中共革命及社会主义建设;进入1950年代中后期,对中共领导的社会主义建设持不确定与批判的态度;中关关系解冻后,则转变为承认并理解中共革命及社会主义建设。费正清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认识的嬗变,启示我们必须正确、理性的看待西方学者对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评价。     

略论中美对峙时期美国的中国研究

中美隔绝对峙时期,美国的中国研究先后经历因麦卡锡主义而备受打击阶段、1958年国防教育法颁布后的跃进阶段以及70年代后随着财政资助潮消退和中美关系趋于缓和而进入相对停滞状态这样三个时期。隔绝对峙时期美国中国研究的主要特点是观照现实、服务现实。中国研究与现实的紧密结合,推动了美国中国研究的发展,使美国中国研究形成独具特色的注重应用社会科学方法研究近现代中国问题的风格;但同时损害了研究的学术性。     

域外中国文明外来说在晚清民国知识界的回响及启示

域外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的诸说中,在清末民初以来的中国知识界所流布的主要是拉克伯里的西来说、安特生的新西来说以及毕士博、滨田耕作的“渗入型”文明说。对于拉克伯里的西来说,出于排满、提振国人文化自信的目的,中国学人多有附和。五四之后,随着疑古之风兴起,拉氏西来说受到民国学人的质疑、否定与批判,并于20世纪30年代逐渐消失。安特生基于考古实物所提出的新西来说,虽不乏质疑者,但有相当的人持肯定或谨慎认同态度。至20世纪30年代末,伴随着考古挖掘的新进展和民族危机的加剧,新西来说渐为民国学人所普遍抛弃。中国文化系“渗入型”文明之说,虽受到民国知识界的一定关注,然由于文化民族主义渐成主导性思潮,其一开始即为民国知识界所质疑或否定。民国知识界对域外中国文明外来说之质疑与否定乃至批判所以呈渐趋普遍之势,既是学术本身发展所致,更主要的还在于文化认同危机使然。     

略述新加坡汉学的历史与现状

新加坡的汉学研究,开启于1881年中国派驻新加坡的第一位领事左秉隆。此后的新加坡汉学,经历了二战之前的萌芽期、二战后至20世纪60、70年代的初创期以及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发展期。时至今日,随着中国和新加坡之间的交往趋于密切,新加坡的汉学研究取得长足发展,呈现出研究主题多样化和跨学科研究的特点。     

试析美国的五四运动研究——以博士论文为考察中心

具有着独特意涵的五四运动,自1950年代以来便成为美国博士论文的选题对象。美国关于五四运动研究的博士论文,其研究主题经历了从梳理＂五四＂历史事实到聚焦知识分子的意识形态发展再到关注社团组织的变迁过程;同时,这些博士论文还具有内容多聚焦于知识分子的意识形态发展、研究方法存在明显范式转换、基于现实关怀的问题意识浓厚、研究主体多为华裔学者等特点。这些基于独特视角、理论方法和价值观念的关于五四运动研究的博士论文,在学界产生重要影响,引发了对五四运动的新思考,并为进一步开展五四运动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民国学者视野中的美国汉学研究

在民国学者看来,美国汉学显然无法同法德日等国的汉学相提并论,但美国汉学界稍有影响的汉学新著出版后,即有民国学者撰著书评进行引介和评述。考察这些书评,不难发现在民国学者看来,美国汉学存在诸如研究者的中文修养薄弱、解释和译注史料时常存误解误译、材料搜集和材料审别难以博雅以及观点或结论常如隔雾看花,难求其情真理得等局限。美国汉学固然存在不少缺陷,但在民国学者看来仍有可取之处,如公开合作之精神、新颖之视角和方法、重视组织结构与系统性、冷僻领域和材料之注意等。面对海外汉学著述,民国学者坚持一种批判研究的态度,在充分注意其局限之同时,尽可能挖掘有助于中国学术之可取处。民国学者对待美国汉学的这种批判研究的态度及其所撰书评,对当下中国学界而言不能不说是一剂清醒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