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立法规划的几个理论问题

本文认为,立法规划是一种准法的规范性文件,具有法的性质,但又不是完全意义上的法,特殊的指引、特殊的准则、特殊的权力、特殊的程序、特殊的实施,是立法规则的基本特征。既要关注立法规划与立法项目、立法建议、立法政策的联系,又不能忽视它们的区别。立法规划的功能有应有与实有的区分,应致力于将它的应有功能变为实有功能。     

再论全国人大立法运作制度

国人至今鲜有明了全国人大立法运作制度的。全国人大成文化的法定立法运作制度 ,一直由宪法和有关宪法性法律确定 ,其框架中的基本要素主要是立法法所建置的法律案提案和审议制度 ,也约略包括表决和公布制度。全国人大法律案提案权归属于全国人大系统的有关方面和中央行政、军事和司法机关 ,但只有其中那些国家机关才真正有条件行使法律案提案权 ,而主席团、代表团和人民代表事实上难以行使也未曾行使法律案提案权 ,他们的法律案提案权带有虚置意味。这就使提案权归属在法律上和实践中发生疏离。各提案主体提出法律案的方式是有别的。法律案的审议有两种情形 :旨在决定法律案是否列入议事日程的审议和决定法律案可否成为法律的正式审议。正式审议由大会说明开始 ,尔后分别由各代表团作基本审议、有关专门委员会作专门审议、法律委员会作统一审议 ,后者是尤为重要的审议关口。最后 ,必须注意常委会在全国人大立法运作过程中扮演着极端重要的角色 ,这种角色显然可收弥补全国人大立法行为能力不足之效 ,但是否会造成全国人大立法大权旁落 ,却是一个疑问。     

中国立法改革三策：法治、体制、决策

当代中国立法走过一条屡经变故、大起大落、从肯定到否定再到否定之否定的道路。其间所积累的尤其重要、尤有价值的经验，不仅在于提供了多少有益的东西，而且更在于把立法在我们这种国情之下求得发展的过程中所能遇到的诸多重要难题充分表露出来，从而使我们清醒地看到了问题的症结，为我们改革和推进今日中国立法提出了明确、系统的课题。其中，在现代法治社会中发展中国立法，由党政法一体化向党政法分工转变，将立法决策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是消除症结、改革和推进中国立法尤需注重研究解决的重大课题，也是本文所论主旨。     

论作为支配性力量的权力资源

权力论题迄未进入中国法学的主要研究视野,这同中国的旧有传统和学术方式颇有关联。西方自希腊以降,一直以权力论题为学术和实践的双重主旋之律,权力界说驳杂而富足:有罗马人的"能力说",霍布斯的"因果关系说",韦伯的"可能说",伯特兰·罗素的"结果说",萨托利的"力量说",还有迪韦尔热的"影响说"。考察古今权力现象和权力界说,权力实际是一种具有支配性力量的社会资源。权力能为人们带来好处,帮助人们实现自己的意志和愿望,对社会主体和其他资源发生影响;权力体现主体之间和资源之间不对等的关系,以直接强制性为后盾。权力是一柄双刃剑,在现代法治环境下,它能充分显现正面价值;在落后昏暗的制度下,它会弊病丛生甚至肆意为虐。人注定要过社会生活的本性使人们无法与权力脱离关系,人在多数时候都处于权力的网络之中和权力的支配之下。权力握于谁手,意味着他与相关的人和组织形成什么样的连带关系,意味着什么人可以获取何种社会资源。     

法的概念界说

古往今来关于“法是什么”这一法学的核心问题有数不清的答案，其中有代表性的不下30种，但迄今无一能获普遍认可。历史经验表明，欲正确回答这一问题，须探求各种法的共同特征和综合法的各种共同特征，坚持应然和实然的统一、本质和形式的结合，兼顾种属两方面。在此基础上可以认定：法是以政权意志形式出现的，作为司法机关办案依据的，具有普遍性、明确性和肯定性的，以权利和义务为主要内容的，首先和主要体现执政阶级意志并最终决定于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各种社会规范的总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