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前行政学输入与行政研究的兴起

20世纪30年代前期,在多种因素的作用下,行政学大规模输入我国;与此同时,国内行政研究机构纷纷设立,大学课程体系中行政学比重明显增加,行政学与行政研究出现了本土化趋势。     

陈之迈—抗占前的“民主与独裁”论战

1930年代中国知识界的“民主与独裁”论战，是一个已被学术界关注较多的话题，相关研究成果较为丰富，但笔者认为其中仍然存在着若干被忽略的问题o lC如，如何从参与论战的专业政治学者的角度来检讨论战表面话语背后的“思想资源”与“概念工具”o本文通过梳理论战的言论脉络，追踪文本线索，得出以下结论：论战要角之一清华政治学者陈之迈借用英国政治学者巴塞特(R，Bassctt)的“民主”概念和美国政治学者罗杰士( Lindsay Rogers)的“危机政府” (Crisis Govemment)理论疏解了“民主论”者与“独裁论”者之间的理论张力，特别是为作为自由主义者的“独裁论”者提供了自我调节的理论依据，加速了这场“民主与独裁”论战的结束。     

学术连锁：高田早苗与欧美政治学在近代日本与中国之传播

欧美政治学的输入与传播为“近代东亚文明圈”形成的重要一环,作为早稻田政治学奠基者的高田早苗,在此过程中起到了桥梁纽带作用。高田以早稻田大学作为据点,通过课堂教学和编译出版讲义及“早稻田丛书”,将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欧美政治学著作引入日本,其中也体现了他的选择标准,即方法论上亲近实证主义,内容上倾向立宪帝国主义。高田的政治学著、译之作在清末被译成中文广为传播,为西方政治学在近代中国的建立提供了名词、概念、理论体系及方法论的参照,并且成为晚清士人思考民族国家问题的思想资源与论辩工具。这种知识流动的过程既是近代西方知识体系和学术话语向外扩张的结果,也是近代东亚学术连锁的体现。     

1905—1907年汪精卫梁启超关于种族革命的论战与伯伦知理《国家学》的关系

在20世纪初的革命、立宪两派的论战中,汪精卫梁启超关于种族革命的论争与伯伦知理的《国家学》有一定的学理渊源。两人都重视伯伦知理关于民族与国民的学说,并以“民族”与“国民”为基本概念来分析民族不同同为国民的可能后果,作为各自主张的重要理论依据。     

陈之迈与抗战前的"民主与独裁"论战

1930年代中国知识界的"民主与独裁"论战,是一个已被学术界关注较多的话题,相关研究成果较为丰富,但笔者认为其中仍然存在着若干被忽略的问题.比如,如何从参与论战的专业政治学者的角度来检讨论战表面话语背后的"思想资源"与"概念工具".本文通过梳理论战的言论脉络,追踪文本线索,得出以下结论论战要角之一--清华政治学者陈之迈借用英国政治学者巴塞特(R.Bassett)的"民主"概念和美国政治学者罗杰士(Lindsay Rogers)的"危机政府"(Crisis Government)理论疏解了"民主论"者与"独裁论"者之间的理论张力,特别是为作为自由主义者的"独裁论"者提供了自我调节的理论依据,加速了这场"民主与独裁"论战的结束.     

拉斯基与中国:关于拉斯基和他的中国学生的初步研究

民国时期有一些中国留学生从拉斯基学习政治、经济,拉斯基的思想学说对三四十年代中国的部分知识分子尤其他的学生有一定的影响,本文旨在探讨二者之间的关系,包括从学关系,拉氏弟子对其师思想学说的译介,以及拉氏对其弟子的思想影响,从一个方面反映近代中西思想学术的移化问题。     

论第一次直奉战争直胜奉败的原因

1922年发生的第一次直奉战争以直胜奉败而告终.对此原因的分析,目前史学界缺乏探讨,本文拟就此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敬祈指正.影响第一次直奉战争结局的因素首先表现在政治方面.直系在政治上处于人心所向的优势地位.“一般市民之深居私语,以及其日夜之所盼望,则无一不以为最后之胜利,当属之直军.一闻直军少有失利,口不敢言,而皆疾首蹙额,有不豫之色,是决非直军加之以金钱之运动,与夫势之压迫,而使之然也,盖即所谓天视天听,公理自在人心也.甚至报纸之鼓吹,愈倾向于安福与奉系交系者,而市民对于直军之希望亦愈大,盖其互相剿袭之照例谣言,早已为市民所窥破,而其所谓此方之胜利者,不啻明言为彼方之胜利也.”①事实也确实如此,正如马千里所说:“吴佩服孚大得全胜,无论中外人的视线,全都集中在吴佩孚的一身了.有说他是大英雄的;有说他是中国之栋梁柱石的;对于他恭维的,赞扬的,是很多,甚至于有看见过某报另外载吴氏阵亡而大哭的;甚至于有听见吴氏战胜约集友朋把酒庆贺的.”②国际舆论亦倾向直系,“直奉战后,英美烟公司之某英人,亦捐赠直军纸烟及食物甚多,以表示其欢迎之意,外人每谓中国军队为土匪,不以人类视之,而对于直军则特别敬重,谓其纪律精神,可与欧美军队抗衡,于英人之犒馈直军,盖足以见之矣.”③     

“职业代表制”与民国政治史述论——以中国国民党的理论与实践为中心

晚清民国,中国政治生态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突出表现为从"地域观念"向"职业观念"的转变。传统士、农、工、商四民社会解体,新的城市职业群体和集团力量涌现,基于地域因素选举产生的议会制度难以应对并进行吸纳。欧洲大战之后,受西方改造代议制思潮的影响,"职业代表制"成为中国各派政治力量改造北洋政府腐败政治的重要手段。在建国问题上,孙中山始终坚持"革命程序论",在其生命的最后阶段,他又提出"以职业团体为基础召开国民会议"的主张。那么,如何看待孙中山的"革命程序论"中关于宪政阶段国民大会由地域代表制产生之方式与基于职业代表制的组成国民会议原则之间的矛盾冲突,不仅成为孙中山死后国民党各派系斗争的政治遗产,也牵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政治之大局。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国民会议"与"革命程序论"作为孙中山遗教而被贯彻落实,"职业代表制"亦写入相关法律文件,进入实践阶段。但是,职业代表制的运作成效如何,是否存在操控、收买?抑或该制度在中国尚缺乏适宜之土壤?从根本上说,即使在世界范围内也看不出其与工业化和民主化之间存在着正向递进的变量关系。     

再析民初政党政治失败的原因

本文试图通过对民初政党的力量状况、政治行为及其所处的文化背景的分析，来进一步揭示民初政党政治失败的原因。分析表明，在传统文化的影响下，政党成员多不具备西方政党运作所需的理性认识，而是经常表现为极端敌视或机会主义的党派意识，因而损害了正当的党派竞争。这不仅不利于本来就弱小的政党阵线的成长，反而使极权势力可籍此而逐步摧毁民初政党政治。     

日本汉学家松平康国的对华认识及其政治倾向

松平康国于1902年至1907年间先后受聘为直隶学校司编译处主笔和湖广总督张之洞的政法顾问。来华之前，他认为中日两国应该彼此互信，携手合作，共同抵御外侮，但日本应该引导与帮助中国改革，中国自身亦须发扬儒教的真髓，同时学习西洋的“格致”和政治制度。在华的经历则使他对中国越发感到失望和担忧，公然宣称“儒教衰于中国，而精神存于日本”。他赞成宪政，却认为孙中山、康有为等“有灭清之志，而无济民之意，不足相为谋”，更不慊于袁世凯的政治品德，甚至认为中国人极端自私的本性不适合于共和制度，因而支持以肃亲王为首的皇室复辟势力。在幕末明治时代来华的日本人中，像松平康国的这种对华认识具有普遍性，共同构成了近代日本对华侵略的思想底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