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研究中国社会·经济·观念史(上)

主持人语:为纪念清华大学校友、著名历史学家何炳棣先生90华诞,清华大学历史系和《清华大学学报》编辑部于2007年4月14日联合举办了“如何研究中国社会·经济·观念史———庆祝何炳棣先生90华诞”学术讨论会。现将座谈会学者发言分两次刊出,本次以社会经济史为重点,下次以社会     

唐代开放与兴盛的当代思考

唐代是中国历史上的盛世之一,也是中国古代最为开放的一个时代。开放与兴盛是唐代留给世人最为深刻的印象,也是唐史研究领域一个历久弥新的重要课题。为了进一步深入探讨这一问题,中国唐史学会与河北学刊杂志社联合组织了这组专题讨论。通过回视唐代的开放与兴盛,可以发现,唐代的开放首先源于开放的大民族的观念,唐时已经不隔华夷,这种初步形成的"华夷一家"观念,不仅超越了前人,对后世的华夷观也产生了深远影响。其次,唐代的对外开放是多方位的。在丝绸之路上流动着的不仅是物质资料,还有丰厚的文化资源。唐代对外文化开放具有"大出大进"的特点,也就是说,既广泛影响到周边国家和地区,又兼容并蓄、不拘一格地吸收外来文化。第三,唐代通过强大的经济实力、册封制度和羁縻府州制度,营造了一个和谐的民族关系与相对平稳的外部环境,从而为开放和兴盛提供了政治保障。相反,当国内发生像"安史之乱"这样大的社会动荡,或晚唐政治极端腐败之时,唐代的开放则处于停滞的状态。从今天看来,唐代的开放有许多可资借鉴的东西,留给后人许多重要的启示,尤其是唐代对外开放中的许多特点和经验,值得我们今天进行深入审思,从历史得到的经验是,只有全面而持久的开放,才是国家繁荣和民族发展的正确道路。     

明清传教士的当代中国史——以1618世纪在华耶稣会士作品为中心的考察

明清在华西方传教士是西方汉学研究的先驱。他们通过书信、报告和著作向欧洲介绍了一个自己理解的历史中国和现实中国 ,构筑起启蒙时代西方关于中国形象的基础。传教士的这些报告和书信等也就构成了早期西方关于中国历史学的珍贵文献。如果说其关于历史中国的叙述主要得之于同中国儒生接触所获得的书本知识 ,那么 ,他们关于当代中国的描述则主要本之于自己的观察和体会 ,虽然不乏出于传教目的的歪曲和夸张 ,但是 ,即使是歪曲的形象 ,也足以作为早期西方中国史学的珍贵文本加以研究。本文试图以传教士的报告、书信和著作为中心 ,对传教士的当代中国史学文献作一简略的考察。     

唐代藩镇使府辟署制度

唐代藩镇使府辟署制度,是一项重要的政治制度,尤其在唐后期的政治生活中产生了重要影响。过去还没有专文加以论述,个别的一些看法也未必中肯。本文试图对这一制度的内容、作用和意义作一粗浅的探讨,所论未必允当,请同志们指正。     

从历史学20世纪的遗产谈21世纪的任务

从上个世纪 80年代始 ,就有关注历史学命运的学者 ,敲响了“史学危机”的警钟 ,从此 ,历史学向何处去 ,一直是萦绕在史学工作者心头的重大课题。迈入新世纪以后 ,历史学将如何发展 ,更牵动着广大史学工作者的心。最近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的几位教授、博士生导师 ,结合自己的专业 ,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本刊集中发表这些卓有见地的观点 ,相信会给读者耳目一新之感 ,从而推动对此问题的研究向纵深发展     

唐代藩镇军将职级考略

唐代藩镇军将,严耕望先生在《唐代方镇使府僚佐考》一文中有精审的研究.他考证出藩镇军将有:(1)都知兵马使,(2)左右厢后院等兵马使,(3)虞侯、都虞侯,(4)押衙、都押衙,(5)教练使、都教练使。本人将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讨论两个问题。第一,主兵大将的职级划分。亦即在兵马使、押衙、虞侯三者的平面关系之外,研究一些领兵军将的上下级统属关系。第二,对严文未曾注意的一些藩镇军职予以补证。     

欧洲的中国观:一个历史的巡礼与反思

18世纪上半叶不仅是欧洲文化的转折期,同样是其中国观的分水岭。之前欧洲人在神权思维支配下而进行的描绘中西共通性的努力,逐渐转变为基于近代资本主义文明的对中西文化差异性及对立性的认识。不论是以黑格尔、韦伯等人为代表的“欧洲中心论”,还是以弗兰克、彭慕兰等人为代表的“中国中心取向”,欧洲人认识中国的基本立场其实从未脱离欧洲本位。他们对中国和中国文化的评价在不断的自我认识和评价的过程中随时发生着变化,也同样取决于他们对这种异质文化有着怎样的需求。而究竟如何才能够实现文化间令人满意的交流和汇通,仍然是一个需要人们苦苦思索和努力实践的问题。     

陈寅恪、唐长孺、胡如雷与20世纪中国学术史

从宏观上看20世纪以来的中国学术发展史,可以观察到一个从否定传统到呼唤回归本土化的历史变化过程.首先是西方学术的冲击,中国学人作出 过激的反应,用学术的现代化或西方化来否定本民族学术传统.然后在民族的危机感和自信心的双重作用下,又出现呼吁学术的本土化的趋向.但是,本土化并不是要简单地否定西学、恢复旧学.达到这样一种比较理性的认识,其实经历了几代学者的长期探索,其中就包括陈寅恪(1890-1969)、唐长孺(1911-1994)和胡如雷(1926-1998).     

我有点闲

提前15分钟坐在办公桌前,已经成了我不变的习惯。倒不是为了体现一个老板的勤勉,而是因为喜欢在这个时间捣鼓那个从台湾带来的收音机,听听新闻或者令我兴奋的音乐。就连我都奇怪自己的一天是从     

两份敦煌“进奏院状”文书的研究——论“邸报”非古代报纸

关于“邸报”是不是中国古代的报纸,这是学术界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占上风的意见认为“邸报”就是古代的报纸,其主要根据是唐人孙樵的《读开元杂报》和其他一些相关记载。最近有的报史专家撰文论证编号为S1156的敦煌文书“进奏院状”就是“邸报”,认为:“这份‘进奏院状’发报于唐僖宗光启三年,即公元887年,距今约1100年。在举世闻名的‘开元杂报’已经杳不可寻的今天,它已经成为世界上现存的最古老的一份报纸了。”这是一桩新闻史上的大案!因此在新闻界反映尤其强烈。《光明日报》在头版位置加以报导。有些报纸的新闻标题赫然大书:“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报纸《进奏院状》发行于八八七年”。然而,这实际上是违背历史事实的莫大误会!本文将首先对敦煌“进奏院状”文书进行介绍和考释,进而论证“进奏院状”不是报纸,“开元杂报”也并非邸报,与古代的报纸更是完全不相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