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角色、政社互动与合作治理——基于社会冲突的治理机遇

转型时代的社会冲突与抗争性政治的存在,反映出政府对社会冲突与抗争的正向功能的认识不足。面对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愿景,政府需要主动进行自我调适,并转换应对社会冲突与抗争的思维与方式。社会冲突与抗争在动力机制、运作过程与目标达成等诸多方面蕴含着丰富的治理机遇,政府如能充分认知这些治理机遇、理性选择自己的角色,同时发挥控场作用、主动引导治理过程,便可能在政社互动之中疏解社会冲突、维护社会稳定,乃至构建治理体系、重塑国家与社会关系。     

乡村治理:官治与自治的观念博弈

转型时代的乡村治理,反映着官治与自治观念围绕公民权利、集团利益与公共利益展开的多层次、全方位的博弈。为抵制维稳思维下层出不穷的公权肆虐、适当控制日益泛滥的维权行动而缓和社会各层级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整个社会都需要继续接受现代政治文明的洗礼,在廓清权利与权力伦理的基础上,寻求具体现实的改善可能。从权利与权力的自然伦理这个角度切入,可以培养公民权利意识,这是失序的乡村社会迫切需要重建的核心价值。这种重建无法全面移植现代性的全部文化条件,也不可能完全无视中国传统的乡土秩序,而应该是一个扬弃与取舍的选择过程。     

人际伦理、社会仪式与国家秩序——儒生阶层的政治社会化

从现代政治理念出发评析古代儒家的政治观点,以期发掘儒家学说中值得借鉴的精华,提升不断弱化的传统文化的影响。作者研究了宗法一体化的超稳定结构与儒生阶层的政治社会化之间的关系,认为:近世王朝统治衰弱以致中华文明不敌西方文明的强势挑战,也可以从儒生阶层政治社会化的过程中找到根由。因此,借助儒生阶层政治社会化这个视角,可以发现"儒生—士大夫—官僚系统"这一同构体在古代中国社会宗法一体化的超稳定结构的生成与维持之中的角色功用与负外部性,进而探讨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儒家国家学说(政治儒学)与作为日常生活世界运行准则的儒家伦理(文化儒学)的价值与悖论,发掘出儒家学说中值得吸收的东西,以提升不断弱化的传统文化的影响,并在借鉴与警惕儒生阶层政治社会化的同时,在现代社会大规模、弥散性的政治社会化之中糅合进现代政治伦理与法治精神,为最终构建起一个合理的政治道德体系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