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创造者的伦理尊严

财富创造者的伦理尊严是人类伦理尊严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它是指一个人以合乎财富伦理的方式创造了真正有利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物质财富或精神财富而因此得到道德上的肯定、称赞和尊重。人类社会往往借助于两个途径来维护财富创造者的伦理尊严,即个人的良好道德修养和社会制度的合理设计和安排。     

保险人的缔约过失责任——以新《保险法》第三十四条为视角

对于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保险合同,必须经被保险人同意,否则合同无效。合同无效后,如果是保险人的过失引起,保险人应当只承担退还保险费的义务,但如此一来,往往对投保人不利。大量此类合同无效的根本原因在信息不对称,要从根本上解决此类合同无效的问题,应给保险人设定提醒义务和不履行义务的处罚,以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     

企业改制后债务承担的基本法律原则

企业改制是一个理论和实务上都很复杂而浩繁的行为过程,它牵涉到方方面面的利益,而企业改制后债务如何承担则直接关系到企业的出资人和债权人的根本利益。对企业改制后债务承担的核心原则———“企业法人财产原则”进行探讨,以期有助于企业改制的司法实务。     

"债务随企业资产转移"原则之管窥

“债务随企业资产转移”原则是国企改制后判断和识别债务承担的重要司法原则。然而该原则并不科学。从规范分析和实证分析的角度，对该原则进行了适法性和妥当性剖析，以求有助于国企改制的司法实践。     

刍议企业法人财产原则

“企业法人财产原则”是企业改制后债务承担的核心原则,实务中借企业改制之名行逃债之实的情形比比皆是,其手段千变万化,只有在对改制企业债务承担的基本原则予以正确理解和科学定位的基础上,才能真正保护企业的债权人和出资人的合法权益,从而有助于企业改制的司法实务。     

论国企改制的产权构建

公司体制是现代企业制度的典范,国企公司制改造是当前国企改制的主要方向。与传统国有企业的产权界定不同,公司制国有企业的产权基础由国有股权和公司法人财产权构成。本文分析了国有股权与法人财产权的内涵和性质,在此基础上指出法人财产权是股权的上位概念,因而从股权来推导出法人财产权的思路根本上是行不通的。准确界定二者的内涵,科学厘定二者的关系直接关系到国企公司化改造目标的顺利实现。     

论刑法的有限性

刑法的有限性是刑法谦抑性的价值蕴含之一。从法律自身的非自洽性，法律与道德的非同一性．以度刑法自身机能的局限性三个方面分析论述了刑法的有限性。指出刑法的有限性当为刑法谦抑性之基。针对刑法万能的工具主义思想，强调刑法作为一种社会调控机制本身就有着不足和有限的一面。正确认识和评价刑法的有限性有助于秉承和维护刑法的谦抑精神，合理地制定刑事政策，理性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刑法谦抑性之价值蕴含

刑法谦抑性主要经由日本刑法学理论导入中国,产生于刑法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的争斗过程中,旨在维护个人自由同时防止刑法异化成为恣意侵害人权的工具,其理论渊源根植于欧陆启蒙主义的刑法思想理念.刑法谦抑性理念作为刑法的价值观,蕴含着刑法的宽容性、有限性和经济性3个层面的基本要素.     

刑法谦抑性思想溯源

刑法谦抑性概念产生于刑法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的争斗过程中,旨在维护个人自由同时防止刑法异化成为恣意侵害人权的工具,其理论渊源根植于欧州大陆启蒙主义的刑法思想理念。通过对刑法谦抑性的溯源可知,刑法谦抑性本质上是人们对刑法的一种价值诉求。     

略论公司治理之制度选择

公司治理是现代公司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公司产权的不同决定着相应的公司治理机制之不同。有基于国有公司产权与非国有公司产权的差异性,国有公司治理与非国有公司治理的制度安排应有所区别。国有公司治理应当重点针对代理人问题以强制性立法施以特殊规制,而对非国有公司治理则宜以市场机制来加以选择,并辅之以自律性规范作为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