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金融制度变迁: 基于成本转移说的分析

道格拉斯·诺思提出的成本--收益理论是研究制度变迁的标准理论.然而,由于金融资源具有独特的重要性,它对于我国金融制度变迁并不适用.结合我国国情,我们提出成本转移的假说,以此来分析我国金融制度变迁的动因和路径,最后对未来我国金融制度变迁进行展望.     

次贷危机与国际金融秩序重构的博弈分析——兼论我国对全球性资源布局的战略

由次贷危机导致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引发了各国对建立国际金融新秩序的要求.我们利用博弈论的基本方法对参与各方的行为动机及可能选择进行分析,得出的结论是:由于国际金融秩序是一种结构性权力,其根本变革需要一个具有主导能力的新权力主体,但这种权力主体目前并未出现,因此国际金融秩序的变革只能是有限变革.然后,本文分析了我国的可能选择.基于我国实力相对较弱、还不足以主导国际金融新秩序重构的现实,应该结合我国劳动力丰富的优势,利用间接路线战略在全球进行自然资源的战略性布局,获得另外一种类型的结构性权力,为我国经济未来的持续增长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     

金融市场制度创新是美国新经济的推进器

美国经济已持续了 1 1 0多个月的增长。不仅如此 ,美国经济正在创造一种新的经济增长模式 ,形成一种新的产业结构 ,即以知识为主导性要素 ,高新技术创新为渠道 ,以信息业居于主导地位的经济结构。本文指出风险投资是使知识和资本在较高的层次上结合起来的一种金融市场的制度创新 ,它符合高新技术企业对资金的需求的方式 ,降低了创新商业化的成本 ,推动了创新的发展。纳斯达克股票市场既为风险投资提供了有效、完全的退出渠道 ,又为高新技术企业的快速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推动了高新技术产业的形成。正是金融市场的制度创新使美国的金融市场的有效性不但远高于发展中国家 ,也高于欧日等发达国家 ,使美国新经济蓬勃发展 ,形成一枝独秀的局面     

可竞争产品与贸易收支:基于我国出口品市场结构的研究

 我国出口产品属于可竞争产品的范畴,虽然不同厂商生产的产品存在差异,但由于进入门槛低,其定价模式等同于完全竞争产品。对我国主要出口产品的价格和出口规模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尽管我国主要出口产品的规模很大,但实证检验难以拒绝价格不受出口规模影响的假定,也就难以否定我国的出口产品是可竞争产品。由此,本文建立了一个可竞争条件下贸易收支决定的简约模型和实证检验的方程。然后,在协整检验的基础上建立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M）,对各变量的冲击进行脉冲响应函数分析。实证分析的结果显示,我国出口产品的市场结构的确与贸易收支之间存在内在的联系。     

人民币汇率调整与均衡经济增长

从要素禀赋及其变迁的角度定义均衡经济增长可能知道,与要素禀赋相适应的经济增长就是均衡经济增长;而与均衡经济增长相适应的汇率就是均衡汇率,即人民币汇率调整的基准。我们认为,我国的要素禀赋在最近十年中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民币汇率必然需要进行调整。而要在汇率调整的过程中保持经济的平稳增长,就需要利率政策和汇率政策的搭配。     

制度变迁背景下人民币实际汇率趋势研究：1986-2009

 1986年至2009年间，人民币汇率制度几经变迁，人民币/美元名义汇率水平也多次呈现出跳跃性的变动，这使基于CPI等价格指数构造出的人民币/美元实际汇率指数含有明显的异动成分。本文运用异常值分析方法，分离了这段时间人民币/美元实际汇率中的异动成分，并估计了异动成分的性质和大小。这些异动都是人民币/美元名义汇率的贬值造成的实际汇率的永久性贬值。剔除这些异常变动后，人民币实际汇率序列呈现出明显的确定升值趋势。     

局部战争期间金融机构流动性危机研究

金融机构的流动性是关系金融体系安全的最重要的因素。新中国成立以来正是由于国家明确的和隐含的存款保险制度,使得我国不良资产居高不下的金融机构没有爆发流动性危机,维持了我国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在局部战争的条件下,我国金融机构将面临三类流动性危机:以公众信心为诱因的第一类流动性危机、以金融机构重大的资产损失为诱因的第二类流动性危机和以网络系统和数据库系统遭受重创为诱因的第三类流动性危机。这三类流动性危机的爆发将会严重危及我国金融体系的稳定性,进而威胁到战争时期我国的经济安全,因此要防范局部战争时期金融机构的流动性危机的发生和蔓延,我们对此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国际美元本位制能继续维系吗？

 国际货币的可转换性就是该货币能够转换成国际性实际资产的能力。不同的国际货币可转换性的差异只有在重大事件冲击造成国际经济金融发生较大的结构性变动时才会比较显著,它通常表现为汇率突变。本文对货币替代模型进行修正,得出汇率与货币可转换性之间的函数关系,然后利用最新发展出来的TRAMO异常值分离方法分析美元/欧元汇率的异常波动。实证结果表明,每一次重大的国际性事件都无一例外地造成美元相对于欧元的水平（level）升值,表明美元相对于欧元有更好的可转换性,也表明国际性美元本位尽管因为美国金融危机受到质疑,但却不会出现根本性的变革。因此,我国国际货币战略的核心是如何参与国际货币体系的结构治理,而不是谋求改变体系本身。     

三重约束下的内外均衡分析

劳动力规模庞大、经济增长与汇率制度改革形成了人民币汇率政策的三重约束.人民币汇率变动既要为长期经济目标即促进内涵型经济增长对外延型经济增长的替代服务,又要为短期经济目标即价格稳定前提下就业的稳定增长服务.我国劳动力规模庞大的具体国情表明就业的稳定增长是硬约束,就业的硬约束要求人民币只能稳定地升值.利率政策和汇率政策的搭配为实现汇率的稳定升值提供了一个可行的选择,它可以在长期经济目标、短期经济目标和本币稳定升值之间实现某种程度的均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