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城墙的兴废:一个功能与象征的表达

上海城墙只存在了三百多年,在中国城墙史中是较为短暂的。与内陆郡县城市的城墙不同,上海城墙经历了因“夷”而建、因“夷”而拆的兴废历史,并且其功能和象征意义也随着城市历史的演变而发生变化。在外在形态上,中国传统城市与西方近代城市的最大区别,主要体现在城墙上。城墙是中国传统城市的城防工具和政治统治权威的象征。元朝上海以镇升县,原本无城。明嘉靖年间,海防废弛,倭寇数次骚扰,城墙由此修建。晚明的上海城墙可以说是防卫海寇的军事功能和作为中华文化、帝国统治之象征的统一体。近代上海开埠后,租界日渐崛起。在上海城墙日渐失去…     

民国时期的族规与国法——龙泉司法档案中的季氏修谱案研究

1930年南京国民政府公布的民法亲属编和继承编中不再有宗祧继承的规定,使地方宗族在处理立嗣和族产继承问题时失去了法律依据。在新发现的龙泉司法档案中,围绕本地大族季氏1929年至1932年修谱前后所发生的诉讼档案,展现了宗族在近代社会、法律演变背景下的主动调适和转变。宗族没有跟随新民法放弃宗祧继承,而是一方面积极调整族规谱例,限制、规范立嗣行为;另一方面,用“民主”这种新的权力话语取代“宗法”的话语,以民主评议会这种形式为族规提供新的合法性。     

上海城墙的兴废：一个功能与象征的表达

自从国际社会发表评论称中国已成为世界制造中心或“世界工厂”后,国内外对中国“世界制造中心”问题研究突然增多。从目前来看,国内外就这一问题的研究成果可归纳为两个方面:一类研究认为中国目前仍不是任何意义上的“世界工厂”。另一类研究认为:中国目前已成为或基本成为“世界工厂”。其实“,世界制造中心”是一个历史范畴,是与某个国家的工业化进程相联系的,是世界制造业在区域上发展不平衡的现实体现。世界制造中心的形成及其变迁需具备一定的政治、经济等基础因素。抽象和概括地说,这些基础因素可归纳为:市场规模、产业资本、科技革…     

作为士绅化与地方教化之手段的宗族建设——以明代王艮宗族为中心的考察

王艮作为明代中后期泰州学派的创始人,是思想史家在论及泰州学派时不能回避的人物.在前人对心斋的思想和学术活动的研究基础上,本文将利用现有的安丰王氏宗族材料[1],从明中后期社会和政治的变动、王艮家庭的兴衰[2]、以及王艮后人的思想和实践等角度出发,考察分析王艮及其后人的宗族建设.建设安丰王氏宗族,是王艮及其子孙士绅化努力的一部分,同时也是他们实现地方教化的方式之一.通过对王艮家族经营的个案研究可进一步厘清明代中期以后宗族、士绅与地方教化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及宗族发展所受到的制约.     

宋代以来东南寺院的结界实践和僧俗认知

佛教中的“结界”一词有多重含义，各派的结界做法亦有差异。唐代以前，东南佛寺的结界记录较少。道宣解释并发展了《四分律》中以秉法为目的的结界规范。北宋南山律师择梧、允堪、元照等在东南寺院多有实践。南宋之后，律宗沉寂，在僧俗认知中寺院结界的含义和做法都发生了变化。一方面结界的做法受到密宗的影响，另一方面“结界元始本欲秉法”的意义被淡化了，士大夫甚至将寺院大界相理解为具有产权分界意义的“界至”。律宗结界在东南地区被传播、实践和变化的历史，既反映了佛教各派间的相互影响，更反映了佛教严明戒律和世俗明确产权这两种不同趋势的相遇和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