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企业的权力生产及其政治影响

人类社会漫长的政治发展进程中充满了权力生产与权力转移现象。随着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作为人工智能技术关键成分的数据与算法,逐渐成为权力生产的新要素,谁掌握更充分的数据和更先进的算法,谁就可能拥有更多或更大的权力,技术的赋权效应得以彰显。技术赋权可能催生新权力主体,权力转移现象可能再度发生。人工智能企业既因为在数据与算法方面拥有独特的技术优势而内生出部分权力,也因为为国家治理提供技术辅助而另外获得部分权力,可能成为与国家相媲美的新权力中心。人工智能企业的权力增长,可能促使国家治理权力结构从传统的单中心结构变为多中心结构;与此同时,由于人工智能时代的国家治理越来越倚重人工智能企业提供算法支持,而算法可能出现失误,加之“算法黑箱”和卸责链条的存在,因此人工智能企业的权力增长还可能消解权责同体的基本政治规则,引发权责分离现象或者说国家治理问责难题。新权力中心在多大概率上会出现,既取决于国家与人工智能企业的技术实力对比,也取决于国家治理对人工智能企业的技术依赖程度。应对人工智能时代的权责分离现象或者说问责难题,除了促使人工智能企业高度自律,还需要国家匹配备案与试点制、随机抽查检验制、服务积分制等制...     

人工智能到底存在什么风险：一种类型学的划分

当前人类社会正在展开以人工智能技术为核心标志的第四次工业革命，人工智能在赋能人类达致美好生活方面充满光明的前景，但是也潜藏不少可能抵消其赋能功效的风险。不同于早期人们偏重于对人工智能的乐观想象，近年来人工智能的风险话语逐渐显现并扩散乃至走向失序。类型化是解决人工智能风险话语失序问题的有效尝试。基于主体维度和时限维度可以将人工智能风险划分为四大类型：国家主体在短期时限内面临的失业风险、国家主体在长期时限内面临的消权风险、社会主体在短期时限内面临的隐私风险、社会主体在长期时限内面临的意义风险。     

技术竞争与权力流动：人工智能时代国家治理权力的空间配置变化

疆域构成国家治理权力活动和流动的空间边界，任何国家都不会轻易允许其治理权力流出到疆域外。新一轮聚焦于人工智能的全球科技竞争浪潮的兴起会促使“超级国家”出现。“超级国家”可以通过数据与算法输入、技术援助、芯片控制等方式置换人工智能弱国的部分国家治理权力，使得人工智能弱国的国家治理权力空间配置形成一个翘板式结构，即一部分配置在本国疆域内，一部分配置在“超级国家”疆域内；翘板的倾斜方向取决于人工智能弱国对“超级国家”的技术依赖程度或者说人工智能弱国的技术自主自给程度。中国在应对“超级国家”的“智能霸权”方面可以扮演重要角色。     

去极端化:善治情景下新疆治理困境多维度探析

我国国家治理的系统性和复杂性既由多变的外部情景形塑,也由多样的内部情景形塑。从内部情景来看,我国国家治理首先面对的是各省域单元治理场景的不同,各省域单元实现优良的治理是实现整体性优良国家治理的前提,而要实现整体性的优良国家治理,实现边疆省域的优良治理是关键。有史以来,新疆始终是国家领导人、中央政府和各领域关注的重要边疆区域。21世纪以来,新疆的战略地位更为凸显,既是国家经略东南,稳住西北的核心组成,还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全域发展的核心战略区,新疆的省域治理优良程度直接关系到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以及丝绸之路经济带双重布局的效度,因此探讨新疆优良治理之道是一个极具理论与实践价值的课题。现阶段,去极端化是新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核心范畴之一。     

技术置换权力：人工智能时代的国家治理权力结构变化

数据与算法在人工智能时代成为新的权力生产要素,技术置换权力机制得以开启,权力流动更为灵活和频繁,国家治理权力结构将发生多面向变化。超级企业的出现使国家治理权力主体组成从国家单中心结构转变为多中心结构;枢纽部门的出现使国家治理权力部门格局从散点状结构转变为伞面状结构;领头国家的出现使人工智能弱国的国家治理权力空间配置从整块式结构转变为翘板式结构。人工智能时代的国家治理充满变数,权力流动背后的责任匹配与技术霸权问题有待思考,面向未来的国家治理预判值得期待。     

地方政府机会主义须引起重视

正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最重要的政治设计,地方政府机会主义是一个值得关注的国家治理议题。消解国家治理现代化急需的政府公信力、降低国家治理现代化顶层设计的效度、磨损国家治理现代化所需的规则文化显现出地方政府机会主义与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