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调查

通过对新生代农民工日常生活的考察，我们看到，他们不仅仅是劳动者，也是有着权利诉求的公民，更是有血有肉有情感的人。     

中国中产阶层的政治倾向及其对舆情的影响

本文对当前中国中产阶层的总体状况进行了梳理,指出中产阶层的政治倾向、价值观和行为模式方面的特点,并以2018年无效疫苗事件为例,探讨中产阶层在公共舆情事件中的议程设置作用。本文认为,中产阶层的政治倾向是“情境化”的,中产阶层的政治倾向在一定程度上主导公共舆论的走向。     

社区选举：在政治冷漠与高投票率之间

本文试图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在选民普遍冷漠的情况下,居委会换届选举依然实现了非常高的投票率？通过对上海市2006年社区选举的考察,我们发现高投票率与一人多票是分不开的。一方面,家庭而非个人是最基本的投票单位,通常一个家庭只有一名成员亲自投票;另一方面,无限制的委托投票赋予了社区积极分子事实上的“复票权”。这种局面实际上是政府、党总支/居委会、积极分子和选民共谋的结果。与村民自治相比,城市社区选举之所以缺乏活力,关键在于村委会选举以分配性利益为基础,需要选出“当家人”;而居委会选举以维持性利益为基础,只要选出“守夜人”。居民的政治冷漠实际上是由社区的利益结构所决定的,而社区选举的制度安排又进一步强化了人们的冷漠。     

中国社会科学的国际化与母语写作

近年来,中国社会科学的国际化取得了一定进步,国际影响力有所提升。但国内学术界对"国际化"的认识存在一定偏差,本文批评了抵制国际化的"学术民族主义"和丧失本土意识的"殖民地学术"。社会科学的国际化不仅仅意味着英文论文、国际会议和国际期刊,更重要的是采用科学的研究方法、积极参与国际学术对话和竞争,提出有国际影响力的理论范式,与国际同行共同设置研究议程。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需要处理好经验与理论、"在中国"与"为中国"、英文写作与中文写作的关系。国际化并不意味着丧失本土问题意识,对西方学术界亦步亦趋,也不意味着母语写作的自我矮化。高水准的中文学术写作也是国际化的一个组成部分。     

地方政府要告别压力型体制

最近，江苏沐阳的全员招商模式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当地政府动员全体官员和财政供养人员进行招商引资，若不能完成任务，官员的职务前面就会加上“代理”二字，倘一年半载之后招商工作仍未见起色，则可能降职甚至免职。如此一来，在整个沐阳，“没有与招商引资无关的人，没有与招商引资无关的单位”，招商引资变成政府系统“压倒一切”的中心工作。     

上海社区调解的问题与完善策略

人民调解制度是传统中国社会纠纷化解的一种重要机制,被国际誉为"东方一枝花".在上海,社区调解更是充分发挥了"社会矛盾的第一道防线"的作用.2009 ～ 2011年,全市人民调解组织共受理各类民间纠纷563862件,调解成功545103件,调解成功率96.7％.但是,任何解纷机制都不是万能的,社区调解当然也不例外,如果要进一步发挥社区调解的作用,我们就必须清楚:社区调解对于哪些类型的纠纷特别有效,对哪些纠纷无能为力或收效甚微.     

人民调解的社会化与再组织:对上海市杨伯寿工作室的个案分析*

笔者通过对杨伯寿工作室的第一手实地观察，结合其他文献资料，认为上海市近年来推行的人民调解社会化实质上是对人民调解的再组织。专业化的调解工作室成为“准科层结构”中的一环，同时被“焊接”到既有的调解网络当中，通过一系列制度安排与国家的组织网络相联结，在盘活国家治理资源的同时，提高了人民调解的效能。然而，在工作室作用日益突出的同时，居委会调解的作用却在逐渐边缘化。“社会化”与其说是国家与社会之间的权力转移，毋宁说是国家重点支持对象的改变。     

农民工社会认同的决定因素研究：基于上海的实证分析

本文首次从国际移民的涵化理论视角对农民工的社会认同方式及决定因素进行探讨,通过对上海市农民工抽样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发现,农民工作为国家内部城乡移民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社会认同存在以户籍为基础的制度性约束和以资源匮乏为特征的能动性限制。农民工社会认同主要受文化态度、社会交往、经济成功和社会环境四类变量的影响,农民工的个体人口统计特征也会影响城市认同的意愿。当地语言的熟练程度、与当地人交朋友的意愿（而非与外省市的农民工交朋友）、类似群体的收入地位水平、感知到的社会歧视程度和参与保险的程度都成为重要的决定因素。因此,公共政策的制定与执行应该要有助于农民工的心理层面的社会认同的转变,尤其是从“外地人”向“本地人”的认知转型。     

新生代农民工调查

新生代农民工究竟＂新＂在哪里？他们区别于父辈的特性是什么？他们对中国未来的社会发展和稳定有何影响？为了进一步了解新生代农民工,课题组在上海市进行了一次覆盖全市范围的问卷调查。共发放问卷1000份,回收问卷909份,其中有效问卷906份,有效率为99.7%。调查显示：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更加注重私密空间与生活质量,居住空间从生产场所向社区转移；权利意识更加清晰，更接近公民人格：融入城市的愿望较为强烈．汇款占收入的比例大幅下降，就地消费比重提高．具有更强的移民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