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自由主义人权思想的理论基础

近代中国自由主义者的人权思想,其理论基础包括中国式个人主义、平衡主义自由观和功利主义权利思想。这些基础本身并不完全是中国固有传统的延续,它们的形成既有来自传统的资源,又有来自明治日本的经验,也有对西方人权思想与人权运动经验的选择。这种基础是否牢固与合理,成为决定近代中国自由主义命运的重要因素。近代中国自由主义在与马克思主义的较量当中之所以落于溃败,原因之一在于其理论基础缺乏适合中国国情的实践性。     

文化史研究向何处去

“文化史”是研究者以文化的眼光来看待历史。至于什么是“文化的眼光”,这就要回到一般所谓“大文化”观念上去。“大文化”观念认为,“文化”就是“自然的人化”。在历史研究中,文化与文化史无疑是重要的,但它们的地位必须在历史的语境中,由人类实践活动的坐标系来确定。来自新文化史的启示,对于人们思考文化史基本理论与方法问题具有积极建构意义,但与此同时,文化史研究者也应警惕新文化史内在的隐忧,借助新文化史提出的问题思考文化史研究的走向:首先,新文化史并非文化史发展路径中必经的一站,二者学术旨趣相近,可以互相借鉴,但是不能相互替代;其次,文化史必须从它在后现代主义——新文化史那里所能找寻到的认同点中谨慎选择,在“再现”与“建构”、“想象”与“实践”之间找到平衡点,不至于矫枉过正;再次,文化史必须致力于碎化历史与总体史的制衡。     

何种历史:公共史学视野下的口述历史

在公共史学视野下,口述历史具有来自公众、服务公众、公众参与、面向公众的家族共性,在共享对于历史的解释权时,应该接受公共阐释的规训,警惕强制阐释。口述历史接地气的气质是其时下受到欢迎的重要质素,口述有助于建构可信又可爱的历史,可以通过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途径实现,但需要以求真为前提,在职业史家和公共史家的共同努力下实现。口述历史是有温度的历史,它对历史抱持温情和敬意,是一种敬畏历史、致敬生命的实践,它把感性请回历史学,与见事不见人的历史书写形成鲜明的对比,是当之无愧的“活历史”。     

晚清中国民权话语的形成

"民权"一词在中国的出现并非源自日译,而是来自传教士的翻译,较早见于1837年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中。"民权"起初并不固定对应于某一个词汇,在意义上与"人人有自主之权"相对等,其内涵不出自由、平等、权利、Democracy之外。迟至戊戌时期,国人在是否倡导民权的问题上远未达成共识。随着"梁启超式的输入"所产生的刺激作用,自戊戌以迄辛亥,倡言民权已经不再成为问题。清季十年,国人开始重新结构君、民、官、绅的基本秩序,在"民进君退"的历程中,民权最终在新的秩序安排中成为国家建制不可或缺的一块基石。     

20世纪40年代鄂西南的婚姻法秩序研究

20世纪40年代鄂西南婚姻法秩序的建构中,发生作用的不仅有包括国家法和民间习惯法在内的法的力量,而且有社会舆论、行政权力、宗族组织等社会力量。     

民间写史与学院史学:对立中的共谋

民间写史以叙说历史的新方式、解读历史的新视角、审视历史的新观念吸引了大批读者。民间写手注重讲故事的写法,暗合了学院史学领域对于历史叙事的复兴。历史通俗化是民间写手和专业史家都能参与的一项事业,也是一项共同的责任。对于历史应当怎样书写这一问题的回答,民间写史与学院史学之间并无原则性的冲突,它们都主张尊重历史真实,坚持正确史观。作为一种历史的民间书写与学院史学之间的对立只是历史的表象,它们在历史叙述与历史分析的问题上,在历史通俗化的目标和历史书写的标准上尽管不能重合,但至少是有共同语言的,通过对话,由对立走向共谋,是二者共同的历史任务。     

严复群己权界论解析

严复的《群己权界论》无论是从译名还是从内容看,都忠实地传达了密尔的原意。所谓自由,就是"群己权界",就是政界自由,它与伦理学意义上的个人自由相区别。政界自由是从反对政府干涉的消极意义上讲的,按照伯林的区分,属于消极自由。严复在讨论个人自由和群体自由的关系时,无所谓孰轻孰重。严复的表达与其说是己轻群重,不如说是群先己后。所谓轻重是在价值优先序列上作出判断,所谓先后是在时间优先序列上进行陈述。他在虑及民族危机时提出的"群先己后",其根基依然是密尔的"群己一体"。在严复的思想里,小己自由始终是国群自由的前提和基础,其自由观念是个人本位的。     

中国共产党与马克思主义人权观的中国化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自觉担当起领导中国人民争取和实现人权的历史重任。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争取民族自决权和人民当家作主的双重权利,其成果集中体现为毛泽东的人权思想。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以尊重和保障人权作为执政的基本目标和重要使命,走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人权道路。中国共产党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人权观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积累了重要的历史经验：时代化是马克思主义人权观中国化的基本内涵;制度化是马克思主义人权观中国化的重要保障;实践化是马克思主义人权观中国化的具体路径。中国共产党尊重与保障人权的历史昭示我们：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推动中国人权事业不断前进的根本保证;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人权观中国化的不二法则;尊重和保障人权,是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正确选择;建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人权体系,是中国对于人类的重要贡献。     

中国的口述史学研究

本文回顾了中国口述史学研究经历的三个阶段,分析了中国口述史学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认为中国口述史学的出路在于既要完善自己,又要善于以己之长补他者之短,从而确立自己应有的地位,并为史学发展注入新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