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冲突中农民与政府的博弈后果及悖论

当前,政府财政的支撑方式经历了从"农业财政"到"土地财政"的转变。在"土地财政"运作逻辑的支配下,在基层社会,以农民与政府为主体围绕着土地收益而展开了激烈的利益博弈,导致了复杂的土地冲突问题。在这一过程中,农民的话语表达权受到限制,处于一种"集体失语"状态,但同时又通过上访等方式展现其作为"弱者"所具有的强势;基层政府通过对权力与资源的掌握而处于强势地位,但农民上访与基层维稳又凸显出它的软肋。为此,在对土地冲突的处理上,必须重构农民与土地、农民与基层政府的关系,使各利益主体在一种平等的对话中进行协调和沟通。     

土地纠纷与基层政治生态的重构

当前,对土地纠纷的研究必须跳出传统的"就土地纠纷谈土地纠纷"的怪圈,深入考察其背后整体性的与深层次的支配逻辑。在土地纠纷中,基层政府、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与农民围绕着土地收益的分配规则与方式展开了各种形式的博弈。但各利益主体都面临不同的行动困境,并为此采取了不同的行动策略,这在一定程度上形塑了基层政治的具体形态。要从根本上解决土地纠纷问题,必须从国家、基层政府与农民三重角度重构基层政治生态。     

乡村政治的悖论与冲突——以公社时期的乡村为对象

乡村政治在其自身的发展运作中，不断体现着它与国家之间、村庄与村庄之间及村庄内部之间的相互关系，尤其在人民公社时期，从表面上看，国家对村庄进行了高度统合，村庄的权力运作呈现出稳定有序的状态，人们的行为遵循着道德的规范和约束。但对这些现象进行深入分析时发现，乡村政治的运作呈现出许多悖论和冲突。对此进行分析和梳理，以期展现该时期乡村政治运作的不同特点。     

政治沟通视角下的基层协商民主路径

政治沟通及公众对政治生活的参与是影响执政合法性的重要因素。当前,强化多元主体的政治沟通,对于国家在政策制定、权力规制与社会稳定层面实现协商民主的基本意涵,具有重要价值。为此,在基层治理中以政治沟通为核心推进协商民主构建,需要政府执政理念的转变、制度吸纳能力的提升,以及有利于沟通的政治文化与理性思维的培育。     

农村土地流转的理论、经验及预测——基于河北青县的实证调查

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确立了"土地经营权流转"的相关内容。但笔者调查发现,土地流转不一定带来规模经营,也无法解决大部分农民的出路和就业问题。强制性地迫使农民离开土地,不仅可能会恶化农村现有的极端脆弱的生活链条,而且造成"土地真空"的周期性出现,在一定程度上孕育更多的社会冲突因子。土地问题只有在现代化进程中才能有效解决,这需要决策者随着现代化进展的程度制定正确的土地政策,并有足够的耐心来应对各种问题。     

县域社会中的国家遭遇

无论是在统治能力极为薄弱的传统国家还是渗透能力极强的现代国家，国家都不能完全有效地渗入到以县为基点的乡村社会中。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县域社会中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不同。在每一特定的时空场域，国家都在县域社会遭受不同的境遇，并深刻影响了国家与地方的行为和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