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专制主义不是孔孟之道

在中国有文字可考的数千年悠久的文明史中,封建社会阶段特别漫长。从国内对古史分期问题的各个主要流派的意见来看,最短的也有一千六百多年(三世纪至十九世纪),最长的则可达三千年之久(公元前十一世纪至十九世纪)。因此,封建主义对中国社会各方面的影响,的确是异常深刻的。自汉武帝“推明孔氏抑黜百家”以来,儒家的孔孟之道被捧上独尊的宝座,俨然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指导思想。在本世纪初颇有影响的历史学家夏曾佑说:“中国之教,得孔子而后立;中国之政,得秦皇而后行;中国之境,得汉武而后定。三者皆中国之所以为中国也。自秦以来,垂二千年。虽百王代兴,时有改革,然观其大义,不甚悬殊。譬如建屋,孔子奠其基,秦汉二君营其室,后之王者不过随事补苴以求一时之用耳,不能动其深根宁极之理也。”(《中国古代史》第225页)所以五四时期反对封建主义就以“打倒孔家店”为号召。其实认真考察起来,孔孟之道和秦皇汉武之政完全是两回事。     

《孙子兵法》与吴文化

《孙子兵法》作为我国也是世界古代最著名的兵法,的确是不朽的军事理论宝典。在科学技术飞跃进步的今天,仍不失其重要的指导意义,不久前在海湾战争中还曾大出风头。这样一部武学圣经,传说出自春秋末年吴国名将孙武之手,颇富传奇色彩,本文从它和吴国以及华夏文化的关系作些探讨,不当之处,欢迎批评指正。     

封建专制主义和秦朝的兴亡

春秋战国是我国古代史上发展变化最为剧烈的时代,明末思想家王夫之说:“战国者,古今一大变革之会也”(《读通鉴论》卷十六,叙论四)。实际上,应看作是我国古代从奴隶社会进入封建社会的大转变时期。正由于社会性质的剧变,才使得在经济、政治、社会组织、文化思想各个领域,都发生了全面而深刻的变化,开创了秦汉以下二千年历史的新局面。作为法家申韩之术的封建专制主义,就是适应这一变化并曾促进其发展的政治学说。结合秦国的历史进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它的作用和局限。“福兮祸之所伏”,它成功的顶点也就是它失败的开端。昙花一现的秦王朝,其兴盛是受赐于封建专制主义之得,其覆亡也     

孔丘何尝代理宰相——“四人邦”影射史学之一例

“四人邦”的反动舆论工具两校大批判组在“批林批孔”中另搞一套,居心险恶地抛出《孔丘其人》这篇黑文。他们为了奉行叛徒江青“批宰相”的黑旨意,配合“四人邦”另一反动喉舌罗思鼎《评<吕氏春秋>》大批宰相的叫嚣,编造了孔丘曾在鲁国代理宰相执掌大权的谎言。他们胡说什么“公元前五○一年,鲁国发生了一次政变。公山不狃以费城为据点,准备推翻新兴地主阶级季桓子等人的统治。公山不狃派人与孔老二联络。一心要复辟变天的孔老二欣喜若狂,手舞足蹈,企图利用这次政变,从费城起家,干一番‘复礼’的大事业,大叫要‘使周代的制度在东方复兴’,抛出了一个反革命复辟的行动纲领。但是,这次政变很快就失败了。孔丘贼心不死,摇身一变,隐瞒了自己要参与政变的真象,还说了一个     

论“学而优则仕”的进步作用

长期以来,“学而优则仕”被作为孔子教育思想中的反动观点受到无尽的责难,这恐怕是苛求古人的一个典型事例。如果我们客观地考察一下春秋战国的社会状况,就应当承认“学而优则仕”是突破世卿世禄的贵族专政制度的一大变革,也是建立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政体的前提条件,对当时历史发展曾起过重要促进作用。就秦汉以后的中国社会而言,为功为过虽然尚难说清,然而它的影响之深远却也是不能否认的。同时,我们还应看到,从孔门提     

孔子的教育及其仁学

孔子应属世界级的伟人,这是几千年历史形成的定论。不管后世对他的功过如何评说,他那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已为无可否认的史实,视而不见只是自欺欺人而已。那末,孔子在历史上最突出的成就是什么呢?考察孔子本人的言行,对照古人的论述,可能主要在于教育方面,即包括他的教育思想理论和教学实践活动这两个相辅相成的部分。面孔子在教育上之所以取得伟大成就,又同他倡导仁学,尤其是他身体力行,用仁学指导其教育密切相关。这当是孔子奉献给中华民族以至全人类     

先秦诸子的义利观

趋利避害是生物的本性,进化的动力。人类经过累世的探索,逐步认识到除了一己私利之外,还应注意“义”即全社会长远的、整体的“利”,开始考虑义利观问题。先秦诸子有关义利问题的论辩在我国出现最早,他们各有所见,取舍不同,反复驳难,丰富多彩。大体说来,儒家强调义但也承认利,主张在等级制原则下的相对均衡,肯定各人皆有自身应得之利,虽然差别悬殊,仍需相互尊重,尤其强调保护易受侵害的庶民之利,并指明这其实最     

刘吕之争平议

读了《晋阳学刊》去年以来刊登的有关周勃与“安刘”关系的文章,很受启发。但是,对如何理解所谓“安刘”、怎样评价吕后、以及刘吕之间这场斗争的实质,似乎还有值得商榷的地方。不揣浅陋,略抒管见,以就教于同志们。一何谓“安刘”? 当上皇帝、志得意满的刘邦最关心的是怎么保住刘氏天下。“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正唱出了他的心声。刘邦把天下看作私人的家业,自然他也认为     

人才观念的一次革命——释“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一 “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是秦末农民起义创始人陈胜在鼓动同行戍卒奋起抗争时提出的豪言壮语,它不仅在当时激励过千百万平民揭竿而起,几千年来也总是鼓舞着深受苛政迫害之苦的下层人民。陈胜讲这句话并不是突然异想天开,司马迁记述说:“陈涉少时尝与人     

如何认识儒法两家的思想——敬答李锦全同志

拙作《封建专制主义不是孔孟之道》(《四川大学学报》1980年第4期),有幸得到李锦全同志的关注,不远千里殷勤赐教,十分感激。遗憾的是,李同志从拙文中竟得出这样一种谬误的“印象”:“似乎儒家尽讲民主,唯有法家才讲专制;在中国奴隶社会中,奴隶主阶级及其上层统治的帝王,实行的是民主体制,到地主阶级登上历史舞台,进入封建社会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