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开发与民族文化和生态环境的保护:水满村的事例

旅游开发促进了民族传统文化的挖掘和展现,民族传统文化的价值在旅游开发过程中得以体现.通过建设生态和文化旅游景点保护和展现民族传统文化的同时,应考虑如何使之成为现实生活中真正有生命力的东西.从环境正义的角度着眼,经济发展、扶贫、社会资源的公平分配等都会复合性地影响到生态环境保护目标的实现.     

大都市化、多民族社会、人权和发展--2004年IUAES印度中期会议议题及中国代表团活动综述

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以下简称IUAES)第十五届(2003意大利佛罗伦萨)与第十六届世界大会(2008中国昆明)之间的第一次中期会议,于2004年12月12日至15日在印度东部名城加尔各答举行.会议由加尔各答大学、IUAES都市人类学委员会、联合国人权委员会联合举办,加尔各答大学人类学系承办.很多其他国际机构提供赞助.这是IUAES继1978年德里第十届世界大会之后,第二次在印度举办重大活动.     

“选择性建构”:国家、市场和主体行动互动下的文化身份与认同——对北京某满族村的个案研究

文章考察了在国家治理定位、市场价格选择、主体行动三者的互动影响下,Y村满族民众将日常生活中的一些非族性特征的文化元素“抽离”出来,选择性地将其建构为自己文化身份/认同的一部分的文化实践.这一考察与分析有助于认识“文化身份/认同”在现阶段中国社会的复杂性,并加深有关文化认同与族群认同的关系,以及实践中文化身份/认同的消解...     

北京牛街回民教育现状调查

本文根据实地调查结果,介绍了改革开放以来北京牛街回民的教育发展状况。经过与80年代初期比较指出,目前该地区回民的受教育程度与汉族之间已不存在差距;学龄儿童及青少年在学率高,基本不存在儿童失学问题;女性受教育程度逐渐提高,新一代青少年在受教育问题上已不存在性别歧视,并对引起这种变化的原因进行了分析。最后对少数民族发展与少数民族地区发展两者的关系,城市中“民族教育”的内涵进行了讨论。     

从“汉化”到“回化”:泉州回族认同问题再讨论

泉州回族在历史上经历了从先民的穆斯林身份,明朝以后作为穆斯林后裔、汉族身份及其认同,再到新中国成立后的回族身份及其认同的历史转变过程。与关于历史上泉州回族"汉化"问题的讨论相比较,"政治建构论"和"心灵守望说"两种讨论泉州回族"回化"问题的范式存在将这一过程简化论述的倾向。泉州回族的"回化"像"汉化"过程一样,并非是某种因素主要建构的结果,而是一种历史发展的逻辑过程。民族认同问题也必须被放入历史的脉络中进行具体分析。思维的逻辑应当反映历史发展过程的内在必然性。     

民族文化的适度开发策略与乡村旅游发展——基于一个撒拉族村落“农家乐”实践经验的讨论

如何通过适度开发民族传统文化,使其在良性变迁中得到传承,是民族地区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前提。本文以青海省循化撒拉族自治县A村为例,分析了其在发展乡村旅游的过程中对民族传统文化的适度开发策略,并对其实践这一策略的基础条件和原因进行了梳理,提出应从社区建设和社区发展的角度着手,探索有助于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新途径。     

近二十年回族人口受教育状况及其变化趋势的比较研究

本文基于全国第四次、第五次和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以学历结构、受教育人口比例、人均受教育年限三个指标,通过与汉族人口相关数据的比较,分析了回族人口受教育状况的变化趋势及其性别差距。研究发现,20年间,回族与汉族的学历结构都趋于优化。6岁及以上人口中,回族受小学及以上教育程度的人口比例与汉族的差距在缩小;但受初中及以上教育程度的人口比例与汉族的差距在拉大;受大专及以上教育程度的人口比例与汉族相比近十年则出现"逆转"现象,即从前10年高于汉族人口逆转为低于汉族人口。性别差距方面,1990—2000年回族与汉族每个学历教育阶段受教育人口比例的性别差距都趋于缩小;2000—2010年,回族受大专及以上教育程度人口比例的性别差距出现"逆转",呈现出女性高于男性的特点,与之相比汉族则仍是男性高于女性。     

从封闭到开放:城市回族聚居区的变迁模式

北京牛街回族聚居区的变迁 ,经历了由相对独立的封闭性寺坊社区 ,转变为开放性象征社区的发展历程。牛街的个案显示 ,探讨城市少数民族聚居区的发展模式 ,不仅要注意社会距离与文化融合、民族文化认同、文化与经济的互动作用 ,以及城市民族分布格局与地理等因素的影响 ,更应当关注其发展的社会历史背景、民族政策以及国家与社会关系特点的影响     

试析青海民族社团的发展现状与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小政府、大社会”目标模式的确立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使青海的少数民族社团象其它民间社团一样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本文根据问卷调查资料,总结了青海省级民族社团的发展现状及其存在的问题,认为民族社团在推动民族工作社会化过程中将会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民族社团发展问题的最终解决应当是依靠政府、社团自身和社会大众的共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