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人生的基质及审美度向

苏轼人生起伏剧烈，虽非潦倒，却也坎坷异常。对此，　人们多从儒、释、道传统文化思想的框架或性格因素方面予以解释，后者失于简单，前者则　不免科学主义的倾向。将苏轼置于文化历史传统与个体的人生遭际来探究其复杂的人生意蕴　，则发现其主体人格的塑型是在人生的现实性中完成的。在此过程中，超越性起着决定性的　作用，并促成了其自觉而丰富广阔的审美世界。     

宋元之际的"诗史"观念与"崇雅"风尚探讨

宋元之际"诗史"与"崇雅"是两个重要的、也是其时普遍流行的对诗学观念进行的考察。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诗史"观是遗民的观念,更确切地说,是遗民思想的体现;同时随着元政权的逐步建立和稳定,"崇雅"的观念为越来越多的士人接受,而到延祐开科取士,"崇雅"就成为一时风气了。本文希望揭示在特定的历史时期这些诗学观念所呈现出的特定理论内涵,更重要的是,揭示理论内涵背后蕴含的社会、历史、文化因素。     

文学终结论争的存在论反思

文学会不会终结,这个由米勒于本世纪初在中国理论界所激起的讨论,迄今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回答。文学自始至终伴随着人类存在的过程,以此作为思考的基点,依据分析哲学的思考,从存在论视点通过文学根源的存在论揭示来回应米勒的担忧,或可在传统文学观之外寻求一条新的致思途径。     

人文学科的制度困境

本文所说的人文学科,包括了人文学科专业教育和其他学科专业的人文素质教育.就本质而言,目前一些大学里进行的人文学科及非人文学科的人文教育改革,并不仅仅是一个教学事件.大学是国民教育的高级阶段,它并不仅仅培养高级职业技术人员,更担负着塑造具有高度的人文关怀,高级理智和高尚美德的国家公民的重任.因此,人文学科教育的改革,实即反映出对公民文化素质、人文精神的关注程度.     

宋代士人的人格精神与“道”

本文在文化历史的背景上,论证分析了有宋一代文化士人人格精神的根源和动因,指出宋代高扬的人格精神与历史中知识分子的价值观念、生存环境的演变等等有着内在的联系。     

乡村文艺向都市的迁移与变异——基于一种现代性的考察

乡村与都市中的文艺活动其实是分属于不同性质、行使不同功能的演出.乡村演出行使着文化功能,观者与演者都在文化的参予分享中获得存在的历史感与现实的历史性;城市尤其是近代以来都市剧院里的各种演出强调的是艺术性的实现.两者之间的异质在近代由于教育体制的变革而导致的乡村与城市间知识状况的巨大裂变而得以清晰地突显出来.     

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是如何被遮蔽的——对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模式的反思

马克思恩格斯逝世后 ,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曾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被当作“正统” ,定为一尊 ,影响甚广。实际上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无论是在自然观上还是在社会历史观上都未能充分体现马克思哲学在哲学史上的巨大变革 ,它仍然是在近代哲学的思维模式中理解马克思哲学 ,并将马克思哲学教条化、实证化 ,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意义在这一模式中被湮灭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要获得发展 ,就必须从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模式的阴影中走出来 ,在同现代西方哲学的对话中展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性。     

作为审美的、人性的及当下话语参与的文学史写作——读章培恒、骆玉明《中国文学史新著（增订本）》

摘要： 章培恒、骆玉明两位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新著（增订本）》汲取了近代人文思潮中的文学史观以及现代精神分析、文本批评和接受美学的成果，重视经典的解读，微观实证与宏观结论相结合，将文学史的审视与人性精神史的考察融汇一体，使文学史的写作既是对精神历史审美形态的严肃解读，又是对当下精神与审美话语的积极介入，体现了人文学者的求实学风与现实关怀精神，对于推进文学史学科建设的现代化、提升文学史研究的思想性都有启发意义。     

论马克思的异化的扬弃和资本的毁灭

文章认为马克思在《184 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里的异化劳动学说和《185 7～ 185 8年经济学手稿》里的资本的毁灭学说反映了马克思在不同时期解决同一问题的不同的思路。这种思路的转变是马克思思想成熟的表现 ,而这种成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马克思的经济学研究水平的提高所导致的。也正是这一新思路使马克思的理论成为科学。     

城市生长的我性与他性——上海城市形象的话语与修辞

通过对上海1949年以后城市历史进程的反思,从空间形象的话语与修辞的角度指出其表白冲动下意识形态修辞的建构模式,并在现代城市空间思想的基础上,思考上海未来的可然向度.文章首先分析了1949年后中国上海所面临的特殊语境,以电影《霓虹灯下的哨兵》为例说明新城市话语对旧城市空间的属性认知与均质化否定,以曹杨新村为例昭示新空间实体建构的意识形态指向,以现代上海找寻现代化身份时对殖民遗迹的重新解释和城市规划的西方化取向,指出城市空间建构中的修辞化冲动,其现代性进程中并未将物质、社会和政治意义很好地统一起来.城市如何摆脱表白驱力,回归日常,是我们应该认真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