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信用的二重内涵及其重建

经济信用具有二重内涵，一方面，它以制度为基础，是制度信用；另一方面，它又以道德为基础，是道德信用，它是制度信用与道德信用的统一。重建经济信用，应同时从制度建设与道德建设两方面实施。     

资源整合与利益共享的乡村旅游发展路径——以陕西袁家村为例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的重大决策部署,是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针对城乡统筹和乡村振兴背景下的乡村旅游问题,以陕西袁家村为例,梳理了其发展乡村旅游的基本做法:一是坚守为民初心、共同致富奔小康;二是创新治理机制、共建共享有活力;三是推动产业融合、精心培育产业链;四是强化道德建设、传承文明蕴和谐。袁家村发展乡村旅游的成功机理在于:统筹党建与发展,以强党建推动大发展;统筹资源与市场,以好创意创造大市场;统筹利益与治理,以好机制激发大能量;统筹文化与发展,以好文化铸魂大旅游。对袁家村乡村振兴的理论内核进行探解,形成了关于乡村振兴基本规律和重大趋势的若干认知:一体化统筹;融合化发展;股份化经营;组织化壮大;制度化保障。     

西北地区进城农民工就业职位上行流动机制研究

农民工就业职位的上行流动是农民工市民化深度发展的重要内容。基于西北地区的问卷调查数据,通过构建农民工职位上行流动和职位上行流动度两个logistic基础模型,探索影响西北地区农民工就业职位上行流动的重要因素及影响机制。研究发现: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不同要素对西北地区农民工就业职位的上行流动影响机制不同,并且在西北各省内就业、西北地区间跨省就业及西北外地区就业的选择与获得路径上存在明显差异。西北地区各省要围绕农民工就业职位上行流动特征及机制,加强农民工就业的区域合作,制定促进农民工就业质量提高的有效政策。     

西北地区农村劳动力转移能力系统分析与建模

文章尝试采用系统动力学思想和方法,以城乡关系为视角,农村社会经济系统为主体,分析农村劳动力转移系统构成及系统内部反馈结构与其动态行为,揭示西北地区农村劳动力转移能力的动力机制,并构建了西北地区农村劳动力转移能力模型,对模型变量和参数的确定给予初步分析,为进一步政策模拟和制定提供科学依据。     

农民工职业流动中的“去体力化”机制——基于对1393名农民工调查的分析

运用进城打工农民就业变化与市民化调查(2013)数据,从横向职业地位的静态比较和纵向职业流动的动态发展两个维度,将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放入统一的分析框架,建立职业地位、职业流动和职业升迁度三个基础模型。运用最优尺度回归分析,探讨中国农民工职业流动中的"去体力化"机制,首次对农民工职业流动中"去体力化"这一上行流动机制进行实证分析,揭示了农民工中精英群体通过努力,边干边学,进入中高端职位上行流动的可能和趋势。研究结果表明,农民工职业的上行流动,是他们通过获得和运用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特别是前者实现职业地位上升的过程。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及个体背景特征各因素,对于农民工职业"去体力化"发展不同阶段的影响存在差异,应该更多地从流动农民打工经历中人力资本能力的形成、农民工社会资本的积累与顺利转换、农民工家庭迁移水平的提高三个维度进行政策设计,促使农民工实现职业"去体力化"上行流动。     

"元批评"的思维特征与学科取向

"元批评"是一种对文学批评的"后而上"的研究,它以文学批评实践自身作为研究对象,分析文学批评的内在机制和外部关涉,对批评本体的"自释性"和批评语境的"合法性"进行反思.从文学批评到"元批评"存在着批评对象和思维方式的双重转变,它集中体现了批评的自我反思意识.在学科取向上,"元批评"具有"元语言"取向、"元评论"取向和学科科学取向.     

论"城市化滞后"的真正含义

我国的城市化滞后,不是与其它国家相比较而言的人口城市化滞后,而是市场化的城市化机制未能建立与有效发挥作用,资本、劳动力等要素在城乡之间的分布未达到均衡状态时,流动受阻引起的非农产业城市化滞后与人口城市化滞后的双重滞后。     

论制约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根本因素

作者认为,制约我国城市化进程的根本因素不是户籍制度,而是作为传统工业化体制内核的经济制度。建立政府间接调控的、一元化与市场化的工业化体制,是加快我国城市化进程的根本出路。     

从政府主导到政府有为：新发展阶段我国贫困治理的逻辑嬗变

“政府主导”作为我国绝对贫困治理的一项核心制度安排，在政策制定、责任压实、监督考核、组织动员、资源调配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形成我国贫困治理的重要经验。但是，由于政府自身存在不完善性以及政治逻辑、行政逻辑对贫困治理的不当干预，政府主导的贫困治理带来一系列负外部效应，导致扶贫产业难以实现可持续发展、脱贫群体内生“动”“能”不足和主体地位缺失等。新发展阶段，要加快提升政府治理能力、协调好效率与公平关系以及发挥城乡制度联动效应，逐步推动“政府主导”向“政府有为”转变，更好发挥“有为政府”在常态化兜底扶贫保障、建立相对贫困治理机制、提供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以及调节收入再分配等方面的作用与优势，从而有效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