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中西文论的比较研究

近年来,中西文论的比较研究有很大进展,这对于深化中国古代文论和西方文论的研究,加强当代文艺学的建设,都具有非常重要的积极意义。这里仅就如何作比较研究谈几点看法: 一、概括性与准确性既然是比较研究,理所当然地要概括中西文论的不同特征。如果只是琐碎地罗列现象,就谈不上把握中西文论的精神实质,也可以说没有达到研究的目的。这概括必须不仅是简要的,而且是精当的。无论是中国传统文论还是西方文论,其内容都不那么单纯划一,各自内部包含着种种流派,形形色色的观点、理论,相互差异,甚至相互对立。假若不考虑到这种复杂性,其结论就难免会以偏概全。     

对古典戏曲理论中主情说的评判

在中国古代文论史上,儒家首先注意到了文学艺术的情感因素,但儒家过分强调教化,主张以礼节情,又阻碍着文艺的发展。一些文艺家为了挣脱礼教的束缚,选择情感问题为突破口,标举主情说与教化说相对抗。古典曲论中的主情说具有较为完整的理论形态,对戏曲创作起过重大的推动作用,但也存在着局限性,终于走向与教化说的调和。主情说为戏曲创作方法开拓了新路,利用梦幻的形式达到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巧妙融合。主情说也促进了对戏曲本质认识的深化,把人物塑造提到中心的地位。     

略论魏晋玄学家的哲理散文

肇自先秦诸子的哲理散文,至魏晋又一大变。“正始名士”之文清峻通脱,“竹林名士”之文华丽壮大。而在王、何、阮、嵇的散文作品中,则又呈现出人各不同的独特风貌。     

刘勰与缘情说

陆机的“诗缘情而绮靡”标志着缘情说的确立。使缘情说成为系统理论的是刘勰。首先他把“情”提升到本体地位,以“情”作为“文”的本质特征,而不限于“诗”;其次,他阐明了情采二者的辩证关系;再次,他在创作规律的探求中,揭示了情感的效应。刘勰的情感论是缘情说的完善和深化,因而与诗言志说拉开了距离。     

略论中国文学理论的发展规律及民族特征

中国文学理论是历史地生存着的中国人民对历史地发展着的中国文学的系统化的理性认识。从周秦以迄近代,中国文学理论同中国文学一样走着自己的发展道路,有着自身的演变规律,逐步建立了完整的体系,形成了鲜明的民族特点。首先,对中国文学理论的历史内容、民族特点、发展方向影响最大的是中国历史上存在的社会形态及其独特的演进过程。依据现有的文献资料来看,中国文学理论大约产生在春秋时代。从春秋时代(公元前八世纪)开始,到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结束(公元二十世纪初),在这将近三千年的漫长岁月里,按照今天通行的说法,开头的几百年是奴隶制崩溃,封建制确立的变革时代,而结尾的近百年,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和旧式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发生、发展、最后     

关于中西艺术自然论的思考

源于道家思想的艺术创作自然论,在中国古代文论中占有重要的位置,而在西方文论中也有类似的论述,包括以下几种观点:成功的作品往往是在无意或不经意的状态下完成的,创作是有意和无意的结合,成品看似不思而得实际上是艰辛经营的结果等。艺术创作中的无意识问题既为中西文论家所共同关注,因而是值得研究并需要作出科学解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