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唆讼赋》——研究中国古代讼师难得的史料

学者素来认为中国古代社会没有律师没有律师制度,笔者通过分析明代小说《奇侠禅真逸史》中的《唆讼赋》,认为古代讼师不仅仅只是代书,还为当事人提供法律咨询,出谋划策,应该是现代律师的雏型。     

悠悠乡思见言外——王之涣《登鹳雀楼》新解

<正> 在《全唐诗》所录的四万八千九百多首诗中,王之涣仪有六首传世。对子一个当时其诗就“传平乐章,布在人口”的著名诗人来说,不能不说是历史的遗憾。然而他的《登鹳雀楼》却卓异特立,使他英名永垂。语言的朴素,构思的精巧,对仗的工整,使这首短诗众口皆碑。于是,在众多的唐人登楼之作中,这首似乎浅显易懂的佳作就传诵百世了。宋人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说:“河中府鹳雀楼,三层,前瞻中条,下瞰大河,唐人留诗者甚多。”沈氏并没有明确地指出他的“前瞻”是向东还是向西,于是他的疏忽     

为证据概念再定义

尽管诉讼法学和证据法学界对证据这个概念给出了不少定义,但实际上依然没有体现证据的本质特征。过去的事件在现实中会留下许多的痕迹,包括人类的记忆也是一种痕迹。通过收集过去事件遗留的痕迹,并对这些痕迹进行分析,可以复原过去的历史,达到查清案件事实的目的。因此,证据是诉讼主体提出并用来证明过去事件的痕迹和对痕迹的分析。     

信息社会背景下的异地法官远程视频审判的设想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人类进入信息社会,作为上层建筑的司法制度也必然会进行变革。信息社会为司法的变革提供了物质基础,已经相对成熟的远程视频通讯技术使法官身处异地审判成为可能。我们设想由随机产生的不同地域的法官组成合议庭通过远程视频系统审理案件,并当庭作出判决,将法官从熟人社会中彻底解脱出来,完全不受人情、金钱和权力的影响,只凭证据和法律作出判断。但远程视频审判的实现有赖于一个比较充分的庭前准备,只有双方在庭审前充分的交流,包括证据和意见的展示,才可以使庭审顺利进行。     

浅谈诗词程式化意象形成的原因

<正> 在中国古典诗词中,存在着许多这样的意象。它们带有固定的意蕴,表达某种特定的情意,如松、竹、梅,我们称之为程式化意象。作为一种文学现象,它的产生是有其原因的。现代符号学家认为,人是符号的动物,在交际的过程中,往往通过某种有意义的媒介物传达一种信息。这个有意义的媒介物就是符号、语言和艺术正是符号分类中的最大部类。约定俗成是人们公认的人类语言的最基本准则。人类语言,如果离开了约定俗成,就是最简单的信息也将无法传达。语言的这种约定俗成是人类交际行为的一个最根本原则作用的结果,这就是语言——     

柳宗元对永贞事件的反思

对于柳宗元来说,永贞事件是他一生的转折点。本文通过对柳宗元被贬永州之后文章的分析,指出柳对永贞事件的反思始终贯穿着他的后半生。在这种由表及里的反思中,柳意识到“二王”执政触犯了封建王朝的官僚体制,对其执政的合理性提出了怀疑。本文特别把柳的寓言与这种反思联系起来分析,指出柳的寓言中体现了他对永贞事件的看法,从而对这些著名作品提出新的解读。     

诉讼产生于纠纷

有学者认为"诉讼产生于社会冲突"、"诉讼产生于法律事实",我们认为"诉讼产生于纠纷"。冲突不同于纠纷,冲突并不必然导致纠纷的产生。纠纷应当是冲突发生以后的一种状态,是冲突的当事人对冲突发生的原因、冲突导致的结果、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等主观认识的争议。发生冲突的当事人对上述问题的认识各执一词,形不成一致看法,因此产生纠纷,因此需要中立的第三方居中裁决。诉讼是国家机关解决纠纷的活动。     

我国劳动教养制度中两份文件法律形式的界定

《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和《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的补充规定》是我国劳动教养制度中法律地位最高的规范性法律文件,这两份法律文件在我国现行法律体系中属于何种法律形式,处于何种地位,直接关系到我国的劳动教养制度是否符合《行政处罚法》的精神。立足于《宪法》所规定的法律渊源及其制定机关,从《宪法》赋予的立法权着手,指出我国历次《宪法》都没有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批准国务院的决定、命令,从而得出结论：《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和《补充规定》只能是行政法规,而不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颁布的法律。现行的劳动教养制度不符合我国《行政处罚法》的规定     

论收容教养的立法完善

《刑法》第１７条第４款规定不满１６周岁的未成年人“在必要的时候，也可以由政府收容教养”，但如何执行缺乏具体的法律规定。笔者在确定收容教养的行政处罚性质的基础上认为我国应制定《收容教养法》，并初步勾勒了基本框架，就收容教养的设定、条件、场所、审批程序、方式、期限以及被收容教养人的年龄提出了自己的主张     

论唐诗中的厌战情绪

<正> 宋人严羽曰:“唐人好诗,多是征戍、迁滴、行旅、离别之作,往往能感动激发人意。”严氏把“征戍”列为众题材之首,确实反映了战争诗在唐诗中所占的地位。唐代不仅拥有一批成就卓著的边塞诗人,而且几乎所有的诗人都或多或少地涉及了战争题材。十年前关于边塞诗的热烈讨论,对于战争诗的研究无疑有着推波助澜的作用,但那次讨论人们似乎太多地着眼于对战争的讴歌与否。实际上无论是对正义的还是非正义的战争的讴歌,在战争诗中并不占很重要的地位,而弥漫于整个唐诗的是对战争的厌恶,是远征将士的悲哀和征人妻子的相思之泪。汉民族的厌战心态在唐诗中有着典型的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