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自然观的人本主义思想发掘

在《老子》中 ,老子提出了宇宙生成论 ,并表现出对自然的偏爱 ,倘从中国古代思想家独特的思维方式 ,即以自然说明人文的特点 ,并具体结合老子哲学观念构建的基本方式来考察 ,老子的这种偏爱自然的倾向 ,其实从另外一个方面显示出老子的人本主义思想     

东晋婚礼议题所见大小传统的对话与较量

婚礼不贺与不用乐是先秦礼制。东晋朝廷出现的贺婚及婚礼用乐与否的礼学议题反映出了礼文化中大传统与小传统的对话与较量。在这场持续了几十年之久的较量中,朝廷对于民间的贺婚与婚礼用乐的礼俗由最初的拒绝到最后不同程度地加以接受,这显示出小传统具备强大的生命力。由此可见小传统民间礼俗是引导晋代礼制,尤其是婚礼制度变革的主要动因。     

士相见用“雉”疑义

士相见以雉为挚,其中"雉"在历代礼经注疏中与其他礼书中被赋予了特殊含义。然而,从礼仪本身的内在逻辑来看,这种被后世赋予的意义却于礼于理皆未为通达。比较各种相见礼所用之挚,可以发现相见礼起源于原始狩猎时代,其礼物仅体现宾者对拜见者的尊敬之义,礼物与宾者间并无隐喻或象征之关系。后世礼仪中不同身份地位者所执挚有差别是由不同身份地位者财产经济状况不同而决定。     

道教斋醮科仪对周礼祭祀体系的接受及其意义

道教斋醮科仪虽起源于下层民间中的巫祝仪式,但在发展中不断地吸收了先秦周礼祭祀礼制的内容。道教斋醮名称源自先秦周礼,道教斋醮祀神对象及祀神方式多以先秦周礼为基础,道教斋醮器物大多承袭先秦礼制器物规制,道教斋醮礼意也多沿袭先秦周礼。这种长期而广泛的或主动或被动的接受行为,实际上显示出了道教对于世俗规则的屈服。它客观上促进了道教的官方化,并为道教争取到了较大的发展空间。     

丧服视角下的晋代母子关系

从丧服角度可以清楚地窥探到两晋母子一伦的实际状态及受重视程度.晋代礼家在对庶子为所生、子为出母、子为嫁母应否服丧以及服丧的规格等礼学疑义进行论议时,均不同程度地突破了先秦周制的规定与汉代经师的观点:主张庶子在父卒后为所生母服齐衰三年之服叙、出妻之子为本生出母的服叙不能因为母亲与自己绝族而有所减损、即便是为父后者为其本生嫁母也应有服.但是,对于非血缘的母子关系,两晋礼家在是否应为继嫁母或嫡出母服丧问题上所持观点与汉代经师没有多少差异.这说明在小宗法制的背景下,母子间的血缘亲情越来越被强调,而两晋礼家也从礼制上去论证为本生母服丧的合礼性,目的是为了伸张这种血缘亲情关系.     

论两晋天子宗庙迁毁议题

两晋礼家在天子宗庙迁毁问题上产生了较大的争议,其焦点在于承统是否必承嗣.由于先秦不同礼书对此有两可的态度,因此,晋人对于这一问题的探讨凸显出来并不是求真的意义,而是晋代皇帝及礼家朝臣所具有的实用理性的精神.这一精神也是两晋礼学思想的基本特点.     

论革命英雄传奇对神话原型的现代置换

文章从神话原型角度考察解放区文学中的一类重要文学现象——革命英雄传奇。论文从英雄原型、复仇原型和彼岸原型三个方面梳理了革命英雄传奇对左翼文学理论的接受与深化,并进一步阐释了革命英雄传奇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时代背景下对神话原型思维方式的继承和置换。     

论两晋民间异姓相养现象——宗族伦理弱化下自我保障的体制外诉求

异姓为后现象为两晋律令所禁.这一现象在上层士族中绝少发生,却比较多地出现于社会中下层.异姓为后现象在晋代民间的兴盛,是宗族宗法伦理急剧弱化、宗族救济族员功能丧失后无子之家所采取的自我保障的体制外诉求的结果.     

论“母以子贵”观念在汉晋时期的合礼化

＂母以子贵＂观念产生于汉初,但它并不符合周代宗法制度。由于受到当时社会中＂母以子贵＂观念的影响,汉代经师在写定《公羊传》时,使得＂母以子贵＂四字窜入传文中,导致对经文的过度阐释。随着《公羊传》在汉代的地位急剧上升,这种经典阐释又强化了＂母以子贵＂观念的合礼性。后来虽有礼家以及历代帝王的矫正,但是由于既有经典的支持,也因其符合孝子之情的伸展,两晋庶出皇帝在加极尊称号于其生母时往往将＂母以子贵＂的经文当成经典的依据。     

东晋婚礼议题所见大小传统的对话与较量

婚礼不贺与不用乐是先秦礼制。东晋朝廷出现的贺婚及婚礼用乐与否的礼学议题反映出了礼文化中大传统与小传统的对话与较量。在这场持续了几十年之久的较量中,朝廷对于民间的贺婚与婚礼用乐的礼俗由最初的拒绝到最后不同程度地加以接受,这显示出小传统具备强大的生命力,是引导晋代礼制,尤其是婚礼制度变革的主要动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