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的局限性与可塑性 ——论菲利普·基切尔对社会生物学的人性观批判

社会生物学依循"威尔逊阶梯"的总体思路,运用广义适合度、进化稳定策略、博弈论分析等概念或方法来刻画与界定人性.通过细致分析,基切尔揭示了社会生物学在探求人性过程中犯下的一系列方法论谬误,并在研究结论中混杂了大量迎合新右翼政治立场的阶级偏见、种族偏见与性别偏见.基切尔试图表明,尽管人性在基因制约下有其局限性,但人性依旧可以在这种约束条件下得到重塑与改进.社会生物学对人性固定性的仓促论证,并不足以说服人们放弃让人类社会变得更加公正与平等的种种努力.     

论科学文化中的真理与民主

在当代科学文化中,狭隘的真理观导致了真理与民主的对立.在绝对主义真理观的影响下,某些极端的技治主义者为保证科学研究的效率,极力反对科学的民主化,但这不仅无助于文化的多元发展,而且削弱了科学的发展动力.在相对主义真理观的影响下,某些极端的后现代主义者为倡导科学的民主化,极力消解科学的真理,但这又为"庸俗的民主"洞开了大门.实用主义真理观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绝对主义和相对主义真理观的偏颇,在主观与客观、事实与价值、理论与实践等方面保持了必要的张力,揭示了科学真理与商谈民主之间交融互补的深刻关联,从而为科学文化的建构提供了一条颇具启发的思路.     

逻辑经验主义的形而上学基础

逻辑经验主义虽以激进的反形而上学著称,然而,不仅逻辑经验主义清除形而上学的方法预设了逻辑原子论的形而上学,而且逻辑经验主义的科学哲学和语言哲学实质上也不得不奠基于实在论的形而上学。对逻辑经验主义形而上学基础的反思表明,科学哲学若刻意回避形而上学问题,难免陷入唯我论等悖谬的形而上学立场。若能合理吸收修正的形而上学所蕴含的创造精神和实践理性,科学哲学必将更为有力地推动科学与人文的共同发展。     

论西方科学的人文背景

自文艺复兴到现代的人文文化,对西方科学的产生、成长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文艺复兴的文学人文主义,让人以独立于上帝的视角来自由地审视自然现象,而科学人文主义建构了人作为自然感应者的形象,极大地唤醒了人们研究自然的兴趣,并激发了数学方法与实验方法的灵感。近代人文文化建构了人作为自然旁观者的形象,将超自然力量和神秘实体从科学研究中清除出去,有力地推动了自然科学成长为独立而成熟的知识体系。现代人文文化建构了人作为自然的积极观察者和参与者的形象,并根据人类理性有限性思想和视角主义的观点,有力地驳斥了“神目观”的形而上学教条,从科学语言、科学方法的角度推动了现代科学的全面发展。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没有自文艺复兴到现代的人文文化,就没有近现代西方科学。     

论科学的人文动力

西方人文文化从不同的人性观和人文体验出发,为科学的发展提供了不可或缺的人文动力:古希腊人文文化通过确立自然主义的人性观,凸显理性的人文效用;近代人文文化通过张扬主体主义的人性观,强调阿加佩(天国之爱)与厄洛斯(世俗之爱)的人文关切;现代人文文化通过彰显生命意志的人性观,揭示奠基于生活世界的多样的人文追求。它们各自推动和促进了同时代的自然科学,克服外在压制,超越内在教条,进行理论创新。自然科学所取得的成就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科学家从同时代思想文化中获取的人文动力。     

逻各斯与努斯:西方科学文化的两个原点

西方科学文化有两个重要的根源:一是古希腊文化中蕴含的逻各斯;二是古罗马文化中蕴含的努斯。前者对科学文化的影响主要在形而上层面:它孕育了信奉自然世界理性秩序和规律的本体信念,肯定了人类凭借知识和智慧实现自我和超越自我的人生理想,为人类运用语言进行自由开放的思想交流做出了本体论的辩护,从而给科学文化以"仰望天空"的精神品格;后者对科学文化的影响主要在形而下层面:它肯定了知觉经验在人类心灵和精神生活中的地位,凸显了改造世界的实践理性,确立了理性合作的社会责任感和共同体意识,从而给科学文化以"脚踏实地"的精神品格。正是这两种精神品格的交融,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西方科学文化。逻各斯与努斯是理解西方科学文化的两个原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