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文治《神农架探察报告》

《神农架探察报告》是民国32年（1943年）由房县县长贾文治根据当年神农架探察情况编撰的综合报告。由于这个报告未曾刊布,所见公开发表资料均为间接引用,错误尤多。本文校注者通过多年查寻,找到该文,正如专家所言,该文是已知最早的一部全面反映神农架的综合报告,包括人文、地理、气候、土壤、森林、农业以及开发等方面,具有重要的史料和科学价值,是研究神农架以及三峡地区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文献。     

云南开（远）蒙（自）垦殖重要史料

由于云南是和平解放的,因此云南省的历史档案保存极为完整。云南开蒙垦殖的史料主要保存在云南省档案馆。该文整理者在研究开蒙垦殖历史过程时对有关史料进行了认真研读,对开蒙垦殖局成立的经过、龙云主席亲笔起草的关于开蒙垦殖的政府布告、工程实施概要以及发展设想等史料进行了整理。     

水杉发现过程的系统研究

水杉（Metasequoia glyptostroboides Hu &; Cheng）的发现为中国植物学走向世界开辟了道路,被公认为是20世纪我国乃至世界植物界的重大发现。它的发现具有重大意义。目前,水杉已遍及我国大江南北25个省、市、自治区和世界50多个国家和地区,已成为重要的用材林树种、沿海防护林树种、农田防护林树种、城市绿化与风景景观林树种。有关水杉发现过程及时间的说法甚多, 以至于它的发现成为植物学发展史上的一桩趣事。该文对水杉的有关资料和实物依据进行了系统的调查研究,同时对发现过程进行了概述。     

中国现代科学史上的一次科学考察壮举——记20世纪40年代首次对湖北神农架的探察

20世纪40年代开展的神农架探察是中国现代科学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这次探察初步揭开了神农架的神秘面纱,为后来神农架的开发提供了论证基础,开我国单纯的学术考察与实用考察相结合之先河。由于历史等方面的原因,有关对这次科学考察的背景及结果报道甚少,众说纷纭,错误甚多,组织者贾文治编撰的《神农架探察报告》至今未曾刊布。本文作者经过20余年的调查、实物收集和人物探访,对这次考察进行了比较详细的了解,同时对《神农架探察报告》作了校注。     

陕甘宁边区林业发展史研究(1937-1950)

陕甘宁边区是新中国的摇篮,其政权领域内实行的各项方针政策及取得的成果、建设经验等对新中国的各项建设均产生了长远影响,对现代来说亦具有重要借鉴意义。以历史研究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考察了陕甘宁边区林业(1937—1950)的演变过程及其原因,包括陕甘宁边区行政区域的演变、边区的林务机构及主管部门、边区的自然环境与森林的关系、边区原有的森林资源、边区政府的林业政策和法令、边区的林业建设、南泥湾垦殖、陕甘宁的农林教育及教育方针大讨论、陕甘宁边区主要林务人员简历等。     

云南开（远）蒙（自）垦殖的背景、历程及历史意义

历史上,开蒙区是云南南部最大的坝区（湿地）,区域主要涉及现在红河州蒙自、开远等5个乡（镇）,面积634 km2,其中湿地面积300多km2。发生在20世纪30—40年代的＂开蒙垦殖＂是云南乃至中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开蒙垦殖＂始于1935年,前后持续近13年,使湿地变成了良田。垦区的建设与发展不仅对当时政治、社会和经济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而且对后来的经济发展与生态变迁也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由于事件至今已过70余年,受时代交替和传统意识的影响,其全貌至今尚混沌不明。经过一年多的调查、实物收集和人物探访,对有关史料进行了系统查阅和研究,对这段重要的历史过程进行了比较详细的了解,并对现存的发展问题进行了剖析,旨在为开蒙乃至云南的科学发展提供一定的史料依据。     

水杉种苗学研究的重要里程碑

胡先骕和郑万钧在20世纪40年代对水杉新种进行研究的同时,采集了种子寄给国内外树木园、植物园和试验林场进行引种研究。其中1948年春汪振儒在得到水杉后首先对水杉种苗进行了系统研究,并在1949年1月正式发表了《Observations on seed germination and seedling development of Metasequoia glyptostroboides Hu &; Cheng》（《水杉种子及幼苗发育观察》）一文。由于文章发表的时间正值北平解放,该刊发行较少,并为英文所写,解放后也没有被人引用而被遗忘。2002年,笔者开始对我国重要保护植物——水杉造林技术进行系统研究,找到此文并引用,同时也找到了在北京最早引种栽植的水杉,确认北京为世界上最早成功引种水杉的地点之一。笔者还对上文的作者进行了多次访问,并进行了有关文献的查阅和实地调查,上文不但是第一篇有关水杉种苗的研究论文,而且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较早采用林木种子、苗木质量指标（净度、千粒重、发芽率、发芽势和苗高、地径等）系统研究林木种苗的论文之一,调查还澄清了水杉在中国以及北京早期引种的一些误传。     

陕甘宁边区森林考察团报告书(1940年)

编者按：陕甘宁边区森林考察是民国29年（1940年）6—7月中共中央财政经济部在延安组织的一次重要的森林考察活动。此次考察活动的成果——《陕甘宁边区森林考察团报告书》，是有关陕甘宁边区森林最重要的一个报告。时任中央财政经济部部长的李富春8月22日评价该报告“虽其中有再加考虑与研究之点，但已成为凡关心边区的人们不可不读的报告，已成为凡注意边区建设事业的人们不可不依据的材料”。中共中央财政部1940年9月对此进行了内部刊印。现在除在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可以看到《陕甘宁边区森林考察团报告书》（14 600余字）全文外，其余如《抗日战争时期解放区科学技术发展史料（第2辑）》、《延安地区林业志》、《陕西省志——林业志（第12卷）》、《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等文献中均有节选，版本间相差较大。《陕甘宁边区森林考察团报告书》也是目前见到的第一个提出垦殖南泥洼（南泥湾）的文献。研究历史最主要的是史料的本原性与真实性，为了准确了解陕甘宁边区森林的概况和研究陕甘宁边区林业发展的历史，王希群等同志对《陕甘宁边区森林考察团报告书》进行了系统整理。     

水杉在日本的引种保护及其社会影响

2008年是水杉发现60周年。20世纪40年代在中国发现了植物“活化石”——水杉（Metasequoia glyptostroboides Hu et Cheng），这一重要事件使日本植物学家三木茂（Shigeru Miki）1941年以植物化石为依据发表的水杉新属受到关注并得到实证，同时三木茂、胡先NFEB8、郑万钧3人亦成为活化石单种属——水杉属的共同定名人（Metasequoia Mikiex Hu et Cheng）。1950年水杉被引种到日本，表现出极好的适应性，受到日本政界和广大民众的欢迎和喜爱并得到推广，与此同时对水杉开展了系统的研究，产生了极强的社会效应。本文对日本水杉的引种保护及其社会影响进行了系统阐述。水杉的发现实际上是中、美、日三国科学家之间联动的过程，具有世界意义。文章最后建议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加强在水杉研究领域的国际合作。     

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肇事特点及解决途径

中国地域辽阔,具有多种自然环境和气候条件,动植物资源十分丰富。近年来随着生态环境的改善,一些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肇事现象日趋严重,事件本身情况非常复杂。因此,为了既能有效地保护重点野生动物,又能维护受害群众的合法权益,必须了解我国野生动物肇事问题的特点,提出有效的解决途径。在对我国野生动物肇事问题特点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探索在现有法规和经济条件下对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肇事所造成的经济损失进行合理补偿的方式及途径非常迫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