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宫廷剧的媒介话语与文化领导权建构

以电视剧为代表的大众文化的娱乐功能与价值观导向作用之间的关系是人们关注的焦点问题.尼尔·波兹曼通过分析电视剧的媒介语言,对电视剧的娱乐功能的分析鞭辟入里.而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对构建大众文化的领导权策略亦有重要的启发作用.     

论陈寅恪的文学史料观

陈寅恪在其学术著作中对以《红楼梦》为代表的传统小说资料的运用,对文学作品的史料价值及相关问题作了深入的探讨,显示了他广博的学术视野和运用材料的能力,开启了"文史互证"的研究典范。通过考察陈先生中后期的相关著述,能够探析他对文学特别是以《红楼梦》为代表的文学作品的态度以及这些著述所呈现出的文化取向和深邃而丰富的人文精神世界。     

试论20世纪30年代知识界对民众读物的改良和编辑

20世纪二、三十年代随着识字运动、民众教育运动的深入开展,民众读物的编辑和改良工作越来越得到知识界的重视,但在如何处理传统民众读物与编辑新式读物的问题上,当时的民众教育界和知识界有着不同看法,不过在对传统民众读物的批判以及新式读物内容的现代性上并无实质性分歧.文章通过对有关资料的梳理,期望能以民众读物为突破口来再现知识界的民众意识与底层关怀.     

新中国初期党关于文化领导权问题的实践探索——以电影《武训传》为例

确立马克思主义在文化思想建设的主导地位,确保文化领导权问题是新中国初期党和国家关注的重点问题。对电影《武训传》批判的初衷是澄清中国思想文化界的“混乱思想”,确立马克思主义在思想文化领域的主导地位,同时也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党的文化领导权建设的初步实践探索。从文化领导权的高度去认识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发动的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的文化运动,对于我们当今的文化建设、文化领导权问题有着重要的启发意义。     

陈寅恪的文学研究范式探析

纵观陈寅恪先生治学的各个阶段不难发现,其对文学领域问题的关注可谓是一以贯之。文章主要从文学方法论、文学审美观、文学文体观及文学比较观这四个维度来考察陈先生的文学研究。知人论世、今典与古典的考证是其在文学研究上运用最多的方法;在文学的审美上,陈先生主要从文学的思想、结构、语言等三个方面进行阐释;运用历史的眼光去考察各种文学文体的变迁是其文体观的最重要特色;在中西文学比较领域,陈先生强调二者对比的范围及适合领域,在这个过程中尤重中国文学的独特性。这四个方面基本上形成了陈寅恪文学研究的基本范式。     

陈寅恪"史学救国"思想渊源研究——从任蔡锷秘书谈起

陈寅恪先生是我国著名史学家,在学术史上占据重要地位.他虽然自少年时期起便留学日本、欧洲,学习经世之学,但由于其家学渊源深厚,深受晚清乾嘉考据学派、西北史地之学的影响,留洋期间又受到当时盛行于西洋与东洋的"中国学"的刺激,具有良好的史学素养.1915年春他曾到北京,任北洋经界局督办蔡锷的秘书,经界局的"分译东西图集,详溯中国经界源流"工作更促使其坚定了"史学救国"的志向.这段历史很少有人提及,但这段经历随后又促使他继续留洋欧美,研究梵文、巴利文及其他东方古文字,对其毕生的学术道路影响至深.     

从史实考证到心史诠释——陈寅恪对文学作品史料价值的解读及运用研究

如果参照时段理论将史实分为"具体史实""一般史实""抽象史实"进行分析不难发现,陈寅恪运用文学作品对上述三类史实进行的考证与解读,呈现出的是一个从史实考证到心史诠释的过程。就某种层面而言,从史实考证到心史诠释是陈氏史学研究特色最突出的呈现,它既显示了文学作品史料价值层次性与多样性,同时也是陈寅恪史学研究从对历史表象的考证还原到历史内蕴的深刻阐发历程的集中呈现。此外,历史现实层面的史实还原与精神层面的内蕴阐发构成了历史学求真维度的两个基本面相,陈寅恪的从史实求证到心史阐发的研究工作正是对历史学求真维度的全面观照与把握。     

陈寅恪的文艺美学思想

虽然陈寅恪本人无意建构其文艺美学观,但他长期研究的中国传统文化一直是文学、历史、哲学等现代学科的混合形态,在其为数众多的学术研究成果中时有对中国文学与艺术的深刻领悟和独到见解。他的文艺美学思想在整体上有这几个主要方面:内涵丰富的"自由之思想"说与创作的"天才"论构成了其文学创作的审美特性;"真性情"与"意境"论是对文艺文本审美特性的把握;而"了解之同情"更是其文艺美学之接受主体最应该关注的特点。陈寅恪的文艺美学思想的若干观点既有对传统文艺美学的借鉴又浸透着其浓厚的历史底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