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戴震哲学的基本精神

本文通过对戴震哲学运思结构的具体剖析,说明批判和实事求是的精神贯穿其哲学始终,在自然现上,戴震批判虚构,力求实在;在认识论上,戴震批判虚冥,追求真理;在道德学说方面,他又批判虚伪,务求实情.戴震一生以批判的武器,展现了其实事求是的品格.在戴震哲学中,批判和实事求是的精神是合一的,批判的利刃拓展了实事求是的道路,实事求是的品格又磨砺了批判的锋芒.     

宋明儒学公私观之初探

“公”与“私”虽然不是中国哲学史上的主要范畴,但是它却几乎渗透到宋明时期每一位儒家的伦理哲学和社会政治学说之中。本文沿着宋明儒学发展的历史轨迹,通过对儒学重要个案的考察,揭示了在公私之别上,二者既有国家之分、人我之分、物我之分,又有义利之分、理欲之分,还有公有和私占之分;在公私关系上,宋明儒学经历了“圣人之道至公而已”、“无物我之私”、“至公无私”、“循理而公”、“天下为公”、“廓然大公”、“合天下之私以成天下之公”、“大公无私”这样一个发展过程。旨在说明,宋明儒学公私观在其自身发展的脉络上显示出薪火相传、继往开来之特征。     

徽商的诚信观

徽商的诚信观郭振香（安徽大学哲学系合肥２３００３９）关键词徽商诚信活跃于明清经济舞台上的徽州商帮，由于它孕育于在中国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氛围之中，又直接来自于儒风盛行的徽州地区，所以徽州商人身上往往不免刻有“儒”的印迹，他们不仅能“审积著，察低昂...     

论《礼运》与《中庸》在治政之道上的分野

德化与礼治通常是作为与“法治”、“刑治”相对举的概念在同一层域或相近意义上被论述的,然而,《礼运》所倡导的“以礼治人”与《中庸》所崇尚的“以德化民”却有着很大的悬隔。本文试从《礼运》之“礼治”与《中庸》之“德化”在哲学根据、现实根源与实践基点上的明显分别来管窥二者的差异,并力图通过更深层的抉发来揭示《礼运》与《中庸》在治政之道上的分野。     

由朱熹性理学说观“理一分殊”之多重意蕴

“理一分殊”这一命题乃为程颐为其弟子杨时解惑时所始发 ,随后成为理学常常讨论的一个重要范畴。由于其文字的多义性 ,这一个范畴在后来的哲学发展中被演绎成多重意义。本文重点不在于说明朱熹如何运用“理一分殊”这一概念 ,只欲通过朱子的性理学说解读“理一分殊”的微言大义 ,借以折射出这一命题在宋明理学中的重要性与复杂性。     

荀子性情论

荀子哲学中的性与情,或辞意相佐,或指谓有分。从人性与人情意涵相殊的层面,荀子不仅作出了人之性恶、人情不美的不同评判,同时也构建了改善人性与美化人情的不同路径。就儒学传承的脉络而言,荀子对性情内涵的新界定以及对性情关系的辨析,无疑推动了性、情范畴的逻辑演进,然而他对人性与人情的评判,则是先秦儒学中对于人的价值定位的一次突转。     

论孔子仁学的尚情特征

仁学是孔子思想体系的核心, 张岱年先生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中指出: “孔子对中国思想之贡献, 即在阐明仁的观念。”那么孔子所阐明的仁究竟包括哪些内涵呢? 孔子论仁, 常因对日常生活行为的体证而发, 并因人因时因地而别。由于孔子对仁之概念并无思辨性的界定, 所以我们无法从知性的角度来严格地把握它; 又因为仁在孔子的学说中是全德之称, 所以根本无界可定。虽然孔子的仁之范畴不存统一之界定, 然而它却显具统一之特征。通观《论语》一书, 便可察见孔子仁之范畴诸多内涵中所共具的尚情特征。孔子仁学所尚之情, 既包括生命的本真之情…     

日本朱子学与朱熹哲学修养方法之比较

东方哲学的特点之一是重视人生问题的研究,而修养方法又是人生哲学中至关重要的一环。本文即立足于修养方法展开日本朱子学与朱熹哲学的比较。朱熹论人生修养方法,以“穷理”为始,以“居敬”为要,穷理工夫又有内外两个方面,朱熹更注意其内向性。相比较而言,日本朱子学在修养方法上则分为两大阵营,以山崎暗斋为代表,极力倡导“居敬”,并于朱熹的重“心”以外,又发明了朱熹的重“身”因素;以贝原益轩为代表,力主“穷理”,并在实践中发挥“穷理”之精神。然而,日本此两大学派在“以修养入神道”方面又是殊途同归的     

论胡炳文对朱熹《周易本义》的推明与发挥

胡炳文是元代易学发展史上的重要代表人物,著有《〈周易本义〉通释》十二卷,此书在总体致思路向上以朱子易学为宗,是提升和补益朱子易学思想的一部力作。在诠释内容上,《通释》对《周易》一些范畴的独创性诠解,对《周易本义》诸多诠解的延伸性说明,成为朱子易学解释的有益扩充;在诠释方法上,《通释》以卦与卦之间相比照、经与经之间相参照等多重诠释视角,拓展了朱熹的解《易》理路。在思想主旨上,《通释》发挥朱熹的理本论,运用政治发展与人伦日用中的诸多现象说明《周易本义》所强调的中、正、时、慎等义,对朱子的易学思想作出了一定的理论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