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星遥感数据法庭可证据性法律问题研究

卫星遥感数据相比传统证据采集方式存在优越性,近些年也频繁地被国际和国内法庭争端当事方用作证据。法庭在是否采信的问题上立场不一,国际法院在涉及领土主权争端案件中对其较为排斥,国际刑事法院、欧盟法院和部分国家国内法院在涉及特定事项时态度较为肯定和积极。原因和卫星遥感数据本身的特质有关,在有着无可比拟优势的同时,其作为证据仍存在个人隐私权保护、知识产权保护、数据的可获得性以及专家证词真实性等问题。卫星遥感数据法庭可证据性问题集中体现了科技与法律之间相互促进和矛盾性,国际社会目前立法仍为空白,国际和地区实践处于分而治之的局面。     

论联合国宪章在欧盟法律体系中的地位——由卡迪案引发的思考

随着欧盟一体化进程的深入,欧盟与联合国的关系特别是欧盟基础条约与联合国宪章冲突时何者优先适用的问题成为关注的焦点。卡迪案是欧盟处理联合国和欧盟法律体系关系的分水岭,人权保护处于首要地位,人权条款效力高于安理会决议和联合国宪章。而在此之前对于宪章和国际法能否优先直接适用欧盟法院态度不一,表述较为隐晦。卡迪案中法院推理及立场对宪章及安理会决议的执行构成威胁,将对以后处理二者关系产生深远影响。     

转基因食品国际援助法律问题研究——兼论发展中国家的应对措施

转基因食品国际援助面临着科学上的争议性、政策上的复杂性、欧美立法上的严重对立性、发展的不平衡性和国际协定的不一致性等重重矛盾。由于欧美转基因食品立法差异以及转基因食品国际援助法律规制的滞后,加之美国积极转嫁剩余转基因食品,争夺海外市场,试图影响受援国国内转基因食品立法,使得发展中国家处于被动和矛盾的地位。发展中国家作为主要的受援国,应平衡食物权、环境权、健康权和发展权之间的关系,积极改革现有食品援助体制,促使未来立法朝着有利于本国利益的方向发展。     

欧盟文化贸易政策研究——兼评对中国文化贸易政策的启示

欧盟基础条约对文化及文化贸易的规定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边缘到中心的过程,《马约》首次为欧盟文化贸易提供了正式法律依据。从欧盟现有立法和对外贸易实践分析,欧盟文化贸易政策在区域内强调文化多样性和自由化的统一、实行内部自由化与外部限制双轨制、充斥着保守派和自由派之间的斗争。对外欧盟高举文化多样性大旗,体现出与美国不同的利益诉求和价值定位,并通过《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对WTO进行制衡。同时欧盟文化贸易政策及实践对中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中国在过渡期后同样面临文化贸易逆差和进一步开放市场的压力,如何在新一轮谈判中维护自身利益是当前重要课题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