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与完善:《民法典》颁布后非法占用农用地罪的刑法解释重构

《民法典》颁布后,其中绿色原则和土地经营权的相关内容对《刑法》中非法占用农用地罪的保护法益内涵和犯罪构成要件解释产生影响,加大了制裁力度并扩张了制裁范围,有助于改善本罪在司法实践中的适用乏力问题.在非法占用农用地罪的保护法益基础上,依据《民法典》绿色原则增加生态法益,结合土地管理秩序法益形成双重保护法益内涵,并构建行之有效的生态法益可测量标准.在犯罪构成解释上,参照土地经营权规定,要求犯罪主体拥有土地经营权,并在犯罪行为类型上增强对土地经营权的保护,排除转包和未备案行为,实行更加多元的罪量因素认定标准,区分解读"数量较大"和"大量毁坏".     

理念趋同、法益契合与规范衔接:环境法典与刑法典的协调适用

风险社会中环境污染风险日益严峻,环境法需要在既有规范文件的基础上进行适度法典化整合,同时也需要刑法典进行保障和配合。环境法典和刑法典在配合适用上陷入困境,是因为两者在立法理念、保护法益上存在差别,并演化成规范衔接上的龃龉。当下刑法典遵从积极刑法观的价值指引,本质上和环境法典适用范围扩张的现实需求相吻合,所以在趋同的扩张理念下以积极立法来共同应对环境污染威胁并进行前置性预防。在保护法益层面,环境法典围绕生态法益展开,而刑法典基于生态学的人类中心法益论,两者在生态法益上取得共识,并基于生态法益强化法律解释层面的联系。伴随环境法典的体系化发展,环境犯罪作为法定犯,应该强化行政从属性特征,将犯罪构成和量刑要素转移到环境法典中,采用行政刑法的模式增强立法的科学性和人本性,并利用系统化的环境法典提供实质出罪路径。     

双层社会下短信嗅探犯罪刑法规制研究

在双层社会背景下，针对短信嗅探犯罪的刑法规制陷入困局，由于保护法益范畴不明，导致无法对技术作出合理的刑法解释，并且适用的罪名存在竞合。短信嗅探犯罪的保护法益包括财产法益和公民个人信息法益，所以应该适用双重法益说。由于受双层社会场域特征的影响，短信嗅探犯罪实行行为的认定标准和刑法解释发生异化，应该基于保护公民个人信息法益来解释实行行为。在具体规制路径的选择上，应该适用盗窃罪来保护财产法益，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数罪并罚，并在量刑标准上“升维”，保持刑法谦抑性。     

网络安全战略规划的理论阐述、实践展开与路径整合

在网络安全保障体系的构建中,网络安全战略规划扮演了重要角色,并存在理论阐述混乱、实际适用错位以及路径整合冲突的问题.梳理历史经验可以发现,网络安全战略规划的理论阐述应该依托规范依据进行生成,并参考域外的相关经验.网络安全战略规划在实践过程中,由总体国家安全观进行统筹,以保障安全作为实施的核心理念,并满足促进发展的现实需求.针对法治化路径和社会化路径的冲突,应该两者齐头并进,在法治化路径上构建网络安全的规范体系,而在社会化路径中强调网络安全技术标准与网络安全技术等级保护制度的建设.     

法益重构、解释修正与共犯新探:民法典时代非法占用农用地罪的刑法规制转向

《民法典》颁布后在物权编中引入土地经营权的概念,实质上落实了三权分置改革,导致非法占用农用地罪刑法适用的相关问题.《民法典》颁布后,非法占用农地罪的保护法益从秩序法益修正为生态法益加财产法益,体现《民法典》绿色原则以及土地经营权入编后对农用地财产属性的增强.《民法典》作为空白规范,其定位由提示性要求转化为违法阻却事由,并解释了相关基础概念,要求同时达到"非法占用"和"造成农用地毁坏"才构成犯罪,认定"数量较大"采用定量标准,而认定"大量毁坏"采用定量加定性的标准.在共犯认定上,应将参与了谋划的村干部也认定为共犯,但是不宜将流转了土地经营权的村民认定为共犯.     

完善与救济:对认罪认罚从宽量刑建议司法适用的反思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司法适用离不开检察院和法院的配合,其中检察院提供的量刑建议对于审判结果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通过对北京地区2017—2018年公开的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裁判文书的分析,其中量刑建议被拒绝后审判结果更轻,倾向于采用矫正刑,并且对最终的审判结果更加慎重。在量刑建议的司法适用过程中,体现了按犯罪嫌疑人区分量刑建议、提供理由、完善法院的自由裁量权的优势,同时也暴露了量刑建议格式化、幅度过大以及违反客观规律的弊端。对于量刑建议,应该从文书样式、衡量标准以及规范幅度入手,辅以值班律师的加入,进行优化。对于量刑建议被否决后救济程序的构建,应该让法院予以说明并且构建通畅的检方救济渠道。      

阿列克西主体权衡公式：自动驾驶道德算法的框架构建

自动驾驶汽车技术的核心是算法，面对传统社会的道德争议难题，应该引入道德算法作为解决措施，但是在引入过程中需要逐步完善权衡法则以及具体框架。阿列克西权衡法则的应用，需要明确其追求的是帕累托最优的效率目标，而非卡尔多-希克斯效率目标，要尽可能实现社会整体利益最大化，并且确定条件式优先关系用于处理具体争端，落实适当性原则、必要性原则及狭义上的比例原则。道德算法中的主体权衡公式，应该结合人工智能的技术背景加以改造，在具体参数的选取解读上，结合道德算法面对的实际情况，对实体损害程度、权益抽象重要程度及认知确定性的重要性进行分析，以确定其参数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