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篇名类释

《诗经》成诗之初没有题目 ,而今我们看到的题目为后人所加 ,较为随便 ,无关主题。这似乎己成定论。然而 ,通过分类探析 ,我们发现 ,《诗经》的题目作为诗的重要组成部分 ,有表现主题的作用 ,而且为了增强其表现力命题者颇费构思 ,使得《诗经》篇名总体上呈现出统一而多变的特色 ,并形成了自己的命题规律 ,而这种特色与规律为后世文学带来了深远的影响。《诗经》的命名是《诗经》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     

《新唐书》、《全唐文》所载《对〈论语〉问》辨误

孔颖达的<对<论语>问>,是一篇精美的政论文,但宋代俞德邻认为,唐太宗误认曾子为孔子,而颖达竟不省,故责其告君欠谨.俞德邻的解读依据<新唐书>.根据<贞观政要>、<旧唐书>、<十三经注疏>、<全唐文>,<新唐书>所载<对<论语>问>错误有二其一,张冠李戴;其二,文体不合.同时,<全唐文>等文献所载<对<论语>问>的几处异文值得商榷.     

“孔子删诗”公案发生考

司马迁首倡“删诗”说。从孔子所言“正乐”,到司马迁所谓“去其重”,再到王充、项岱的“删诗”,其内涵不断变化。孔颖达仍持“删诗”说,齐威最有可能提出反命题。《毛诗正义》从《诗经》的编订,从“逸诗”等角度来考察孔子与《诗经》成书的关系,这些都指向孔子“删诗”的反命题。而自六朝以来追求学术创新的思想,古文学派客观求是的精神,孔子地位的相对下降,以及《正义》体例的隐蔽性,则是反命题产生的基本条件。反命题具有重要的文化和学术价值。     

论《诗经》中神仙萌芽的因素

<诗经>中为神仙的萌芽提供了诸多条件--不仅描绘了神仙所需要的理想的生存环境,产生了有关神仙的理论与技术,而且营造了神仙享乐生活的方式.因此说,<诗经>中神仙的萌芽绝非偶然.     

孔颖达《诗经》学的北学性质论

魏晋以来学术重南轻北。至隋代,随着全国政治统一,南北学术开始合流,但尚未形成统一的指导思想。而初唐的文化整合却理性得多,提出了＂各去所短,合其两长＂的方针。从《五经正义》所选用的传注来看,与东晋以来的南学取向一脉相承。但从其所据义疏来看,诸儒在整合中表现了平衡南北的努力。与其他几部《正义》多取南学不同,惟《毛诗正义》更多明显的北学倾向,这不仅纠正了魏晋以来的学术偏向,而且有力的引领了有唐一代的学风。     

初唐儒者的"诗人救世"思想

初唐宏儒孔颖达等在他们所编撰的《诗》学著作《毛诗正义》中提出的“诗人救世”说．具有丰富而具体的理论内涵：第一,非君子不能作诗;第二,持人之行,使不失坠;第三,文刺前朝,意在当代;第四,反对谲谏,倡导切谏。“诗人救世”说,是初唐儒士自信的张扬,对于当时乃至其后的经学阐释与文学创作等方面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诗人救世”说的提出,是《毛诗正义》、《诗》学思想的落脚点,具有重要的谏诤力量和文论价值。     

初唐儒者的“诗人救世”思想

初唐宏儒孔颖达等在他们所编撰的《诗》学著作《毛诗正义》中提出的诗人救世说,具有丰富而具体的理论内涵:第一,非君子不能作诗;第二,持人之行,使不失坠;第三,文刺前朝,意在当代;第四,反对谲谏,倡导切谏。诗人救世说,是初唐儒士自信的张扬,对于当时乃至其后的经学阐释与文学创作等方面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诗人救世说的提出,是《毛诗正义》、《诗》学思想的落脚点,具有重要的谏诤力量和文论价值。     

把国学经典等同于儒家经典的深层原因探究

在当今社会"国学"趋热的背景下,为了解当代大学生对国学的理解程度,我们特在我校进行调查,调查结果发现:大部分大学生把国学经典等同于儒家经典.这种现象足以引起个人、学校、社会、国家的关注,及对各自行为的反思,而改善国学盲从现状,促进国学深入健康发展.     

《诗经》篇名正变

《诗经》的篇名,无论从其来源看,还是从其词性看,都呈现出统一性与多样化的特点。《诗经》篇名方式的统一性表现为以诗首取字,为正格;正格的发生与时代风气、社会需要、“兴”的表现手法等密不可分;而命题者的主题意识及其对名篇艺术的追求,又决定了名篇方式的多样性。以诗首名篇,是中国古代诗文命题史上的初始阶段,《诗经》篇名由正格到变格的演化,是诗歌的命名从篇首取字向以意立题的过渡的先声。《诗经》以后,变格逐渐为正格。     

《诗经》结构正变

从篇句和复沓结构看,短篇、偶句、复沓是《诗经》结构的正格,而三章四句的复沓结构,又是正中之正,这首先是由其内容和音乐的属性决定的,也与我们本民族崇尚阴阳互补的审美习惯有关;《诗经》的独章及多章、奇句和不复沓则是变格,其发生亦是因为内容与音乐的不同。正格与变格之间相互渗透,相互借取,出现了正中有变、变中有正的较为复杂的现象,并对《诗经》以后的文体产生了一定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