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日本学人的中国观察——以小林爱雄的《中国印象记》为中心

在近代日本学人的中国认知谱系中,小林爱雄对中国的观察和论述颇显特色。在其《中国印象记》中"残酷现实与美好梦幻"的概括反映了他对中国的总体认知。然而倘若仅用"蔑视中国论和侵略中国论"来统括小林爱雄的中国观,虽不乏简明,但却无法完整映射出其中国认识话语背后的深层意涵和潜在逻辑。事实上,小林以"文明论"为底色的中国观,既显现出了他"中国文明停滞论"的论调,亦遁涵着"西方文明中心论"的文明进化史观。     

关于平安迁都的宗教原因

日本古代虽迁都频繁,但由宗教原因而导致的迁都事件,历史上只发生过一次。佛教被定为国教后,其政治干预力量日趋强大。随着"政教合一"局面在奈良的愈演愈烈,"律令政治"逐渐衰微,天皇政治亦受到了空前的威胁。由僧人导演的一幕乱政闹剧,终于使新天皇痛下决心,将都城从奈良迁往平安。平安迁都,有效地抑制了佛教的政治影响,在恢复"律令政治"的同时,也使新都城在格局上发生了与以往反差鲜明的巨大变化。     

论辽代草原地区城市群体的特点——以上京道城市为例

长城以北的草原地区是辽代新建城市的集中地,受契丹民族文化和自然地理环境的影响,草原地区的城市群体呈现出了一定特点:一是以移民城市居多;二是主要建于与契丹民族历史文化有关的地方;三是主要分布于东南方;四是格局上分别以上京和中京为中心,其他州城呈环状分布.     

论辽代草原地区城市群体的特点——以上京道城市为例

长城以北的草原地区是辽代新建城市的集中地,受契丹民族文化和自然地理环境的影响,草原地区的城市群体呈现出了一定特点：一是以移民城市居多;二是主要建于与契丹民族历史文化有关的地方;三是主要分布于东南方;四是格局上分别以上京和中京为中心,其他州城呈环状分布。     

东亚都城研究若干理论问题刍议

随着古都学的进一步开展,研究的内容也逐渐丰富.东亚都城研究缘起于本土都城研究向域外扩展,其与一般的都城研究都以古代都城为研究对象,所不同之处在于更加注重对文化制度互动的考察.通过对古代都城研究探讨东亚社会的整体性、互动性以及内部特殊性,应是东亚都城研究的意义所在,但目前的主流观点强调"中国制度"与"中国源流",对东亚的整体性考察稍显不足.在研究时首先应对相关概念做出界定,且应充分发掘古代都城间的互动过程,同时应以建置研究、系统研究来丰富制度研究,以期对今后的研究提供参考.     

东京迁都的设计过程与明治天皇的作用

明治维新之前,日本曾经为寻找近代化赖以展开的中心平台——国家新都而煞费苦心。由于无论是政治、经济意义还是制度、文化价值,也无论是出于西学仿效目的还是地缘战略考虑,政府最后选中的是德川幕府所在地——江户(东京)。明治天皇的意义,体现在对迁都过程的睿智把握、和平缓进和及时决断上。通过这一过程而逐渐形成的君主立宪制中央集权,使日本在二十几年内初步完成了近代资本主义改造。它是近代以来第一个崛起于东亚地区的近代化典范,却也同时成为该地区第一个以邻为敌的侵略国家。     

从进士科看唐代科举制的流弊

科举制度在中国封建社会发展过程中，曾起到积极的作用，它为封建国家选拔人才提供了一条较为有效的途径．担由于封建统治者自身的腐败，造成贿赂成风，考场黑暗，主考者为一己私利而泯灭人才；考生则为进身而卑躬屈膝．从而造成科举制的消极作用，并最终使之走向反面．本文以唐代进士科为例，具体分析了唐代科举制度的流弊。     

武家封建制时期日本政治经济中心的转移

氏族制在朝廷与地方的大量残留,使律令制度在12世纪以后的日本开始式微。武家政权的崛起及其政治、经济乃至文化中心从京都畿内的游离,凸显了近世日本社会变革的本质。由此而造成的封建制与律令制的混一局面,到江户时代已臻至顶峰。对这一过程的疏解,将有助于人们理解明治政府东京迁都的历史逻辑。     

东京都与日本近代资本主义的都市建设——兼谈日本近代化变革的非彻底性

明治维新固然是日本近代资本主义的开端性标志,但明治政府拉开这一序幕的第一步骤,却是东京迁都。这意味着,具有资本主义转型内涵的近代化功能首先在都城建制中得到落实。当这一落实逐步构成了对地方的强辐射和绝对影响时,日本的资本主义改造才得到了初步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