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文体分类探析

刘勰之前,中国古代文论文体分类存在着这样两种方法,一是推源溯流,描述各种文体的性质和特点。一是共时静态分类,概况各种文体的特征和风格。前者是纵向的、历时性的,后者是横向的、共时性的。刘勰继承了前人在文体分类方面的传统,在前人的基础上有很大的发展,形成了一种纵横交叉的立体的文体分类的理论体系,表现出中国古代文论文体分类理论的系统性。     

反思中国当代文学对后现代主义的移植

2 0世纪九十年代 ,后现代主义在西方渐趋沉寂的时候 ,却在我国形成了蔚为壮观的景象。后现代主义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影响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文学批评对话语的挪用 ;一是文学创作对解构精神的吸收。一些文学批评者对西方后现代主义理论的移植 ,在探索文学理论的自身问题和对现实主流话语的解构上有着积极的意义 ,但在此过程中也存在着一些应该注意的问题。我们要充分地考虑自己文化传统和现实土壤 ,应通过文化的过滤机制进行批判的吸收 ,而不是生硬的“挪用”。     

藏族诗学的文体论

藏族在传统思想的基础上,多方吸收了汉地和印度的文论思想,特别是受到了印度诗学的影响,形成了具有自身理论特色的文体论。藏族文体论在文体分类上根据诗歌的音节和韵律把诗分为诗体、散体和诗散混合体三种文体,又从结构上对自解式、通类式、仓储式和集聚式四种类型做了详尽的阐述。藏族文体理论的特点在于:文体分类上坚持从外形式上划分文体的类型;文体论述上采用诗、散和例结合的结构方法;文体研究上以藏族的文学实践阐释和发展《诗镜》文体理论。     

中国古代文论文体的特性

中国古代文论文体富有中国民族特色，其特征是非常鲜明的。形式诗性化，语言形象化，文体多元化，体系潜隐化。中国古代文论为什么选择了不同于西方的文体呢？究其原由是：由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所决定，传统文化精神影响着古人对文体的选择，汉语言文字的特殊性为中国文论采用众多文体提供了可能，中国文学批评家非职业化形成了文论体式的多元化，时代风尚引导着批评家们对文论形式选择和创立。     

对成都灾区集中居住点三新工作的探讨

“三新”是成都市灾后农村工作中的重要决议。为了提升灾后重建居住区农民的文明素质，帮助他们适应新环境、改变旧习惯、形成良好的生活风尚．成都市委、市政府提出了在灾后重建农民居住区开展“新家园、新生活、新风尚”工作。“三新”工作的开展关系着城乡统筹计划的进程，是成都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重要手段之一。文中就“三新”活动的开展情况进行探讨，总结其成就、分析存在的问题和提出一些解决问题的思路，为“三新”工作的下阶段开展提供参考。     

洪兴祖评价屈原思想的卓识

洪兴祖是一个“好古博今,自少至老,未尝一曰去书”的人。他的《楚辞补注》一直受到后代的推崇,不仅参校善本、异本之多,勘补文字的功力之深,而且还能发己之卓见,从爱国的高度揭示了屈原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忧患意识,从国与君的角度肯定了屈原的怨君思想,赞扬了屈原“沉江而死”以身殉国的“英烈之气”。     

创建中国文体分类学注意的三个问题

文体分类是中国文体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前些年一些学者就力倡文体分类研究，在新时期文学呈现出新的状况，我们应创建新的中国文学分类理论。中国古代就有发达的文体学，但总体看，中国古代文体文类研究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因此我们要全面认识中国古代文体分类理论的价值．看到文体分类的丰富性，历史地看待现代形成的文体分类的方法。     

跨文明的中西文论整合

当外来文艺理论如潮水般涌来的时候 ,我们难免眼花缭乱 ,或简单移植之 ;或一概拒斥之。但当冷静下来以后 ,我们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应该建立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而创建新的中国文学理论 ,既非单纯地继承中国古代传统文论 ,也非一味地移植西方文论 ,而是在结合当代中外文学的实践 ,整合中国古代传统文论与西方文论中产生。这就面临着跨文明异质文化的语境问题 ,不能只求其“同” ,更重要的是求其“异” ,因为“异”是整合的前提。中国古代传统文论与西方文论存在着大的文化差异 ,有着不同的思维方式 ,只有运用对话的方式才能实现整合     

《淮南子译注》辨误

《淮南子译注》辨误马建智吉林文支出版社出版了陈广忠的《淮南子译注》，为广大读者提供了一个普及的现代语体读本，，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推动了对《淮南子》一书的研究，交流了研究信息，在翻译中，该书参阅了大量文献进行校勘诠释，力求使译文明白清楚，尤其在《天文》...     

全球化中比较诗学的未来走向

比较诗学最终追寻的目标是一般诗学。“一般诗学”并不意味着将要取代、消灭各文明文化的传统诗学。实际上，“超越”了各文明文化的“一般诗学”，只是新生的共同诗学，产生于各文明文化诗学的整合之中。走向一般诗学是比较诗学的理想，也是比较文学发展的逻辑结果。这是全球化潮流的要求。也是比较文学学科内在发展的趋势。